怀念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

王义祥

　　作者：宋玉娥|
　　烟台市博物馆成立于１９５８年，是地志性博物馆。１９６２年举办“烟台自然概况”、“烟台名产”、“烟台特产”、“烟台历史文物”等基本陈列，在陈列中突出烟台地方特点，内容生动，形式新颖。１９６２年的深秋，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由济南赴天津，路过烟台，参观了烟台市博物馆的陈列，他说：“这个陈列很好，反映了地志性博物馆的陈列特点，地方性博物馆在陈列时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返京后，是年冬，他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提出：“……烟台市博物馆在陈列中突出烟台地方特色，是全国县市博物馆的一枝花。”由此烟台市博物馆在全国名声大噪，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纷纷到烟台市博物馆参观。
　　烟台是１８６２年根据《天津条约》开为商埠的。在１９６２年，本馆拟开展“开埠百年纪念活动”，王冶秋局长说：“开埠不是光荣的事，是根据不平等条约被迫开埠的，因此不要搞什么纪念活动。”
　　１９６３年的隆冬，我到国家文物局去，王冶秋局长听说我是从烟台来的，约我到他家中叙谈。他的家位于北京地安门附近，是一所平房。王冶秋告诉我：“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７年，他在烟台山东省立八中教书，是教语文的，当时这所学校犹如英国的海德公园，国民党员的教师可以在讲台上宣传国民党，而共产党员的教师也可以在讲台上宣传共产主义。校长是张默生，此人思想很开放，在学校里允许各种思想自由宣传，因此我对烟台很有感情。”然后又回忆到这所学校在烟台市的西南隅，地势很高，可以俯瞰全市，课余时间可以到毓皇顶山上散步，老师与同学也可以在此开展革命活动。他又告诉我，他还在莱阳乡师教过书，何其芳、吴伯箫也在那里，革命气氛弥漫全校，很多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我告诉他，我原来的上级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王一夫?后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北京市统计局局长?，是莱阳乡师的学生，１９３８年从莱阳乡师参加革命。这时我忽然想起《鲁迅书信集》中，有十余封是致“冶秋兄”的，于是信口问道：“《鲁迅书信集》中的冶秋兄是您吧？”他点点头说：“是啊。”我说：“鲁迅比您大很多，还要称您为冶秋兄。”他笑笑说：“尊称，尊称。”他问我最喜欢鲁迅哪些作品，我说：“《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还有《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告诉他，胡也频还在烟台待过。
　　我向他提出自己刚到博物馆工作，不熟练业务，很多工作都很陌生。他问具体有什么困难，我提出馆藏书画需要鉴定。他嘱我将字画带到北京来鉴定。旋即我冒着凛冽的寒风，昼夜兼程，带了３４幅字画到了北京。他告诉我，启功先生是由他聘请的国家文物局的书画鉴定专家，还有张珩?时任文物处副处长?、谢稚柳、刘九庵等，启功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他与我一起到故宫去，在故宫博物院的办公室，院长吴仲超接待我们。启功已经先到了，他穿着长长的棉袍，圆圆的脸庞，架着近视眼镜，和蔼可亲。他看得非常仔细，这些字画此后大都定为一级收藏品。由此，我与启功先生也成了忘年之交，每次到北京去，我都到他的住处西直门外的小乘巷去看望他。
　　１９６４年的初春，我到国家文物局去，王冶秋局长向我提出征集有关外交关系的文物。我们在旧书市上购得一件手卷《清嘉庆李墨庄出使琉球送行图》，此画反映在清代嘉庆年间，派李墨庄出使琉球送行的情景，有送行人员?多是清朝大臣?及亲朋好友的题诗，从题诗中可以看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是年８月２７日我将此手卷送到国家文物局给王局长看了，他说：“这件文物很重要，说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更名为“南台祖帐图”。我向王局长提出作为馆际交换，请历史博物馆支援本馆一些文物。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思索一下信口答道：“在书画方面，如扬州八怪的作品、徐悲鸿的作品，甲骨方面及与烟台有关的文物等。”王局长同意了，将这个要求告知历史博物馆馆长韩寿萱，韩委托史树青承办，此时史树青先生任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共挑选６６件文物，有徐悲鸿的奔马图、梅雀图，有郑板桥、李方赝的绘画，有甲骨，于非庵的绘画，清代官窑瓷器，与烟台有关的有“烟台海军学堂图片集”等。当时觉得这些文物需要再鉴定一下，徐悲鸿的作品请其夫人廖静文鉴定，那本“烟台海军学堂图片集”请冰心鉴定，因为她的父亲谢葆璋时任烟台海军学堂校长，恰好那本照片是她的家藏。当时我是文物战线的新兵，文物知识知之甚少，我向王局长提出：“您要给带带眼，帮我把关。”他欣然同意。这些文物经过他的审查后，于１９６４年９月移交给烟台市博物馆，以后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国家文物局恢复工作不久，我又向王局长提出能否请历史博物馆再支援一些文物。他答应了，通知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后又移交了９６件文物。
　　烟台市博物馆是地志性博物馆，今后的办馆方向如何搞？１９６４年初春我到北京时，专门向王局长请示地志性博物馆的办馆方向。我提出，在收藏上应广征博采，在陈列上应突出地方特色。烟台市地域很小，只有一个小小的市区?那时周边各县不属于烟台?。烟台是一个近代兴起的城市，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开为商埠，而古代遗迹则寥寥无几，不一定非要追求去搞古代史，在陈列上，应该通过近代史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同意我的意见，并提出先做出征集计划，全面开展征集工作，通过征集的文物、文献进行研究，举办陈列，从地方近代史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筹备了近两年，拟举办“烟台近百年史陈列”，我向他汇报后，他说：“刚开始搞，口气不一定那么大，还是称‘烟台近百年史料陈列’比较合适。可以不断的补充修改，最后再称‘烟台近百年史’。”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正式展出，观众如潮，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全国各地博物馆蜂拥来烟参观。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开始，我被污蔑为“修正主义的苗子”、“王冶秋的孝子贤孙”，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３日就被关进牛棚。１９６９年我被赶到干校劳动，烟台市博物馆早已关闭，文物库房是造反派的办公室，馆藏文物都被搬到大院内当“四旧”批判。
　　１９７２年，王冶秋局长恢复工作，他提出要恢复博物馆，要求全国各地的文物干部归队。有一次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处的干部到北京开会，王冶秋局长告诉他们，应该叫烟台市博物馆的宋玉娥归队。我于１９７３年４月从五七干校回来，筹备恢复烟台博物馆。
　　１９７４年４月，我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当时在五四大街原北大红楼处?见到王冶秋局长，看到他忙忙碌碌，很多办公室都未安定下来，他说：“文革打乱了文物局的正常工作秩序，听说你受冲击很大，不要有什么怨气，还要好好工作，国家培养一个文物干部很不容易。”
　　１９７８年他病了，１９８２年我要去探望他，他的夫人婉言谢绝，因为他是脑软化症，神智不清醒，直至逝世再未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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