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情深恩犹重—深切怀念王震将军。

王义祥

　　作者：黄静波
　　今年3月12日，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10周年祭日。王震将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将军的一生光彩照人，他的一生充满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在大革命时期，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十年动乱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他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王震将军是我的老领导，在我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受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教导、关怀爱护。王震将军是对我有至深影响的领导之一，将军对我不仅有教诲之德，更有救助大恩。因此，我对将军更有着一种难以尽述的特殊情感。10年的岁月，瞬息即逝，对将军的思念却历久弥深，在纪念将军逝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将军的怀念之情。
　　我和王震将军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陕北绥德相识的。那时王震将军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警备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我任清涧县县委书记，清涧县隶属绥德警备区。
　　绥德警备区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7月15日我党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10月，日军侵占山西到柳林一带，不断炮击黄河西岸，企图一举突破黄河防线，摧毁我抗日总后方。为了保卫陕甘宁地区，巩固前后方连接的咽喉地带，国共双方商定，原驻绥德地区的国民党八十四师奉命调走，由八路军接防，成立绥德警备区，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但国民党原设的政权机构，既不愿撤走，又不改组，反而不断加强其反动统治，造成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国民党的行政专员何绍南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他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掌握的地方保安部队，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进一步加强河防、对付何绍南一伙顽固派，1939年党中央决定将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警备区。是年10月，王震将军率部返回绥德，任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冬，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党组织及群众组织。
　　那时警备区内地方党的组织是秘密的，绥德特委对外是以警备区政治部民运科的名义出面。各县县委书记是民运股股长，区委书记是以民运干事的身份开展工作。我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警备区驻清涧民运股长。任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主任是国民党县长艾善甫。“抗敌后援会”是一个统战组织，“后援会”机构分别由国共双方额定人员组成。我党各级“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则是党内各级组织的领导人。我们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开展统战工作，逐步支配国民党的联保组织，动员各阶层民众抗日支前，对内恢复和加强各级党、群组织。国民党方面也利用“抗敌后援会”刺探我军活动情况，破坏和离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展特务组织，制造摩擦事端。在军政委员会和王震将军领导下，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团结一致，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五县军民一方面坚决固守河防，在长达380里的河防线，抗击了日军发动的大小23次进攻，使日军始终未能渡河西犯。一方面同何绍南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1940年何绍南逃走，反摩擦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在警备区内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公开建立了各级党、群组织和各级人民政权。清涧县也是在这一斗争中赶走了国民党的前后两任县长艾善甫、李鹏飞，我成为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的第一任县长。
　　1940年冬，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委、专署和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全区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清涧县在开荒、种棉、发展蚕桑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我和王震将军被评为边区的生产劳动英雄，出席了西北局的高干会议，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和亲笔题词的奖励。还有20名同志，同时被评为生产英雄，受到毛主席亲笔题词奖励。
　　在王震将军领导下工作的这段时间，将军抗日寇、斗顽敌的许多故事广为人民群众传颂。其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1943年，有个县的领导同志，因认真执行党的群众纪律，遭到个别同志的不满，歪曲事实，向王震告状。王震将军听后很生气，在一次会议上，王震对那位同志发了火。后来，王震将军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把那位同志叫去，主动道歉，作自我批评，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王震将军原则性很强，对部下要求很严，律己更严。他光明正大，坦荡无私，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在这里我没有浓墨重彩写将军的丰功伟绩，是因为，将军对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也包含有他崇高的思想、品格、作风的一面，因为，这使他具有了超于寻常的人格魅力，对同志和后人所产生的教育力量、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对党的事业同样是十分宝贵的贡献。
　　在“文革”时期，我因在学习理论时，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两段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话提出异议，被打成“三反分子”。后来，在“四人帮”的爪牙蓄意陷害下，“罪名”不断升级，关进监狱，失去自由达10年之久，备受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为了置我于死地，整我的这派组织四处调查我的历史。1968年1月5日，他们到王震将军处调查，将军在他自身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不怕受牵连，充分肯定了我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将军在答复材料中写道：“1940年我们同国民党斗争，消灭了五个县的国民党保安团，黄静波同志是积极的，坚决斗争的。把保安团消灭后，黄静波同志当了清涧县县长、县委书记。黄静波同志当时是年轻干部，工作很积极。我当时是军政委员会书记，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使本来想捞一个重型炮弹整我的人，大失所望。将军的答复很快在群众中传开，也见诸大字报、传单，在我几经秋凉又遭铁窗囚禁之时，将军的话极大地温暖着我的心，更加坚定了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信心。粉碎“四人帮”后，我的问题仍然被拖着，久久不得解决。王震将军亲自到辽宁省过问我的问题，把我营救出来，让我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并安置我在北京的医院治疗。身体康复后，又与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共同为我平了反。安排到王恩茂同志任书记的吉林省任副省长。后来我知道，“文革”当中，经王震将军关怀、救助的远不止我一个，王震将军不论是自己处在逆境中还是后来重返领导岗位，他都是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凡是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不管是谁，都尽力救援。可以想见，多少同志在他的关怀、保护下得以幸存，多少家庭得以劫后重逢。
　　王震将军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体现党的优良作风和延安精神的光辉，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加倍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1993年3月12日，将军在广州病逝。噩耗传来，我内心的悲痛难以言表，我和家人几次到将军的灵堂向他深深地、久久地鞠躬，表达我们的绵绵哀思。王震将军，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人民日报》 (2003年04月13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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