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客家文化探赜。

王国祥

　　武夷山客家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但长期却被人们所忽视，成了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因此，要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依法保护、科学管理、加强监督、永续利用”的原则以及“双世遗”有关《佛罗伦萨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公约》等法规法则，努力抢救、开发、保护和利用武夷山客家文化，使全世界共同共享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内涵更加丰富深刻，外延更加开拓扩展，以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一、武夷山客家文化渊源
　　从春秋战国向上回溯至商周，一直是中原诸民族发展斗争和融合时期，那时汉民族称之为“中夏”或“华夏”，显然与“夏朝”有关。秦的统一，汉的建立，以“振大汉之天声”自诩，“汉族”之称谓以“华夏”代之，从此使汉民族生存圈内划出了“华夏”与“外疆”壁垒分明的界限，便开始了疆内与疆外、破坏与修复之间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
　　早在商后期武丁四十三年（公元前1208年）灭大彭之后，彭祖带着儿子彭武、彭夷“逃亡”到武夷山隐居、开发、繁衍、生息，并在此孕育和造就了偏居中国一隅的彭祖文化。这些北方汉民族或出于精忠大义、保全气节，或出于财产性命乃至姓氏之耽，先后多次纷纷举家举族南迁，一路跋涉，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南方世人罕至、极高极大、极贫极险的深山裂谷之中，才能勉强地生活下去。唯其贫，才不会有人来争夺；唯其险，危险也就罕至。在武夷山彭祖文化母体内孕育和造就的客家文化，管叫它为武夷山客家文化。
　　有人认为：“客家肇于石壁，繁于闽西，衍于粤赣，播于海内外。……福建是世界客家的祖地。”（见《福建日报》2002年1月27日）。这就令人费解了。既然“客家”肇于“石壁”，那么，“石壁”就应成为客家的“祖地”，而不能把“繁于”的福建当“祖地”。事实上，“石壁”就在北方，北方地区才是世界客家真正的祖地。众所周知，那时北方的汉移民不仅有大批南移，而且还有一批西迁四川、湖南乃至“西域”。因此，说福建是客家主要集居地较为确切。客家是由北西迁南移的汉民族，这点是没有疑义的。而最大分歧是时间问题，如客家在历史上究竟有过几次大的迁移？最早的一次迁移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大家共识是移民只是客家形成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全部依据。对客家的认定较为复杂，理应包括家谱族谱、信仰文化、风俗习惯、方言特征等一系列严谨的科学考察。
　　客家人的家谱族谱通常以“某某堂”——考名曰四六郎，妣为某氏十娘，二世考名六十，妣为某九娘等为标识。武夷山及其山下的彭祖后裔韦、姬、彭、钱、篯、暨，以及彭祖亲兄弟后裔顾、苏、温、董、黄、参、逼、邬、阳、晏、邾、曹、朱、颜、熊、季、连、楚、荆等族谱家谱均为“陇西堂”、“淮阳堂”、“下邳堂”、“知本堂”、“三瑞堂”等等。建瓯市城区彭氏宗谱也多以“一世考名五一公”、“二世考名隐三公”、“三世考名四一公”、“四世考名六一公”等等。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明武夷山及其山下大多先民实属客家族。
　　二、武夷山彭祖墓奥秘
　　“先人骨骸，置罂置肩。”这正暗合了客家一个风俗习惯。在客家丧葬风俗里，称之为“金斗罂”，则是反映了客家有别于汉族其他人群的独特风俗习惯，并有其明显历史文化因素。客家人背井离乡准备离开北方世代祖居之地时，家产田亩金银细软可以舍弃不要，唯先祖的遗骨是不可丢弃的。于是在迁徙前，他们就把先祖的遗骨从棺材中取出洗净，慎重地装入“罂”（即肚大口小的瓶子，一般不盛东西。这里所谓“罂”，几乎是腹部较大能盛东西的陶瓮），背在背上或肩上随队迁徙，待寻找到安全理想的栖身之地后，再择吉日重新安葬。但有些客家人长久找不到固定的居住地，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又迁往另一个地方，因而就会出现先人骸骨被葬上三四次甚至更多次的现象。这种二次或多次入葬的习俗，被称之为“金斗罂”。这对于目前发现了中国彭祖墓至少有四处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客家人对于祖坟地址的选定十分讲究。其标准通常有三条：（1）“龙”。指山岭脉络，要奔腾有气势，发脉要雄壮，收脉要丰满；（2）“局”。指墓址周围的环衬（即背景），背部要靠山，可成为墓厝的拱卫，前面则要宽敞，最好是由高而低向前下方倾斜，有“俯瞰”天下的气派；（3）“水”。指墓址前面必须有水，但水不可直冲墓宅，水道最好回环抱绕，水脉不可阻塞，要出青山不回头，一路流向大江大河，标志着家业兴旺发达、一路亨通。其三者各主一路，“龙”主官位功名，“局”主命运顺畅，“水”主财路发达。三条标准正体现了客家人梦寐以求、奋斗不息的理想抱负。如果三者缺一，也就不完美了。座落武夷山幔亭峰下的彭祖墓（原墓址在幔亭峰下半山腰）就完全符合客家选墓址要求，充分体现了龙、局、水的自然与人文的巧妙结合。
　　武夷山悬崖峭壁上“架壑船棺”的揭谜，又从另一面证实了武夷山的客家习俗。这是一种葬具，分底和盖两部分，以整根楠木刳成，棺中有人字形竹席、细棕、麻丝、棉布和龟足木盘等随葬品。其中棉布残片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棉纺织品实物。葬洞是自然崖洞或悬崖裂隙，一个洞葬一个棺或数个棺。现已从一棺内发现一具人类尸骨，表明不是什么“神仙遗迹”、“仙人葬处”，而是武夷山先民的遗骨。从船棺的造型、棺身的刀痕和竹席编织工艺来看，只有在金属工具出现的前提下，才能有这样的工艺成果，显示了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为研究武夷山社会、经济、文化、兴亡史以及气候地理环境演变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研究实物资料。
　　武夷山的船棺，相传已有几千年，至今不朽不烂，真是人间奇迹。这还应该感谢蒲松龄，因为他对破坏船棺的图谋，在《聊斋》里作了大胆地揭露，起了一代代的儆戒作用。现把故事全文翻译如下：有一贪财太守，听说有人在武夷山悬崖峭壁的船棺岩洞里，拾到许多沉香、玉石等宝贝。他贪财之心油然而生，便历时三年督促数百人作了云梯。太守一心想独得财宝，便亲自登上云梯，爬至山巅大洞口下，忽见拇指就有捣衣杵粗的大脚伸下来，并大声喝道：“你赶快滚下去！不然，你将会跌得粉身碎骨。”太守惊恐失色，拼命地往回退。刚刚退到地面上，只见那云梯架木腐朽崩散精光，太守险些粉身碎骨，再也不敢问津财宝了。（《聊斋》第九卷《武夷》）在感谢蒲松龄之余，今人还十分有必要将他为保护历史文物向邪恶作斗争的精神永远保持下去，抢救、保护“双世遗”任重而道远。
　　三、武夷山客家“活化石”
　　俗话说，“离土不离乡，离祖不离腔。”客家先祖为武夷山后代留下了另一笔极其宝贵的“活化石”——中古汉语。福建连城有客家《迁徙歌》云：
　　楚歌哀哀，天下归汉。赐项以刘，斩根除蔓。
　　晦日暗月，秋雨缠缠。忽尔放晴，月光带阑。
　　公用伏地，目汁涟涟。五服族人，齐跪河墈。
　　劚猪劚牛，祭祖告天。先人骨殖，置罂置肩。
　　三步九徊，叩拜不还。一千人马，出琅琊山。
　　天目嶙峋，雁荡隘险。无天无日，米粮炊断。
　　山水突至，泥流盘盘。五百壮丁，十之去三。
　　盗匪悍恶，强索路钱。无钱以奉，女代车钿。
　　蛇哥断路，身系两山，稚子幼女，绑缚至前。
　　子哀呼地，子爷号天。飓风骤起，一忽不见。
　　行过武夷，山高水寒。官兵趋至，火明刀暗。
　　人众惶惶，顷刻走散。老媪幼仔，坠崖落涧。
　　崖下痨伯，咳血如溅。恐为贼察，众手相掩。
　　雷公震地，暕烺闪闪。暴雨滚沸，贼兵趋远。
　　放看痨伯，气绝涎断。祭至墈头，寄之流圳。
　　行行重行，风雪霜剑。满面尘灰，衫碎足烂。
　　是日断乌，行至山冠。公用仆匐，喙已不言。
　　众人抬之，手指南天。河溪灿灿，月光带阑……
　　诗中不仅描述了客家人南迁的艰辛历程，而且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从诗的格式和韵律上看，颇似《诗经》。从文字上看，却比《诗经》浅显易懂，且多用客家方言，甚至还有几个错别字。由此，可断定其作者是个客家初级知识分子，创作时间晚于《诗经》，是一首中古时期民谣或儿歌，显示了“原汁原味”的中古汉语。
　　罗美珍、邓晓华在《客家方言》书中指出：客家方言通行的地区总人口共有9610万（海外占300万），国内主要地区是闽西、赣南、粤东、粤北、桂南和湖南、四川、台湾的一部分地区；在国外主要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以及美洲的客家聚居区。应当说，这里还是“主要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可见客家方言分布之广，令人咋舌。
　　现将现代汉语与客家方言（含武夷山及其山下方言）作个比照，以期从中找出其异同点。例如：嘴—喙、筷子—箸、走—行、穿—著、找—寻、摘—拗、赶—趋、没有—毛、游—泅、转过身—车转身、客人—人客、水开了—水滚了、喝茶—食茶 、太阳—日头、热闹—闹热、力气—气力、干菜—菜干、公鸡—鸡角 、母鸡—鸡嬷 、童养媳—细辛臼 、丈夫—老公、妻子—老婆等等。由此可见，中古汉语中那些诘屈聱牙的字句还在客家方言中生机勃勃地使用着。又如：宾语提前，把“给我吃饭”说成“给饭我吃”；修饰成分后置，把“母猪”说成“猪嬷”；现代人废之不用的古词，也还在口语中鲜活灵动，把“走”叫“行”，把“吃”叫“食”。其构词方法也顶有意思，把童养媳叫“细辛臼”。“辛”是辛苦的意思，“臼”是舂米捣蒜用的器具，“细”是小的意思。从“细辛臼”这一古怪的称呼里，人们就可隐约地看出童养媳千捣万捶任人蹂躏的悲惨命运。由于客家大多居住在大山里，交通阻隔，交往困难，而交通也正是语言交流、趋同和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条件。因此，“本是同根生”的方言，却又有所差别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武夷山客家蛇文化
　　“蛇哥断路，身系两山，稚子幼妹，绑缚至前。”出于上述客家《迁徙歌》的诗句，并非危言耸听或文学夸张的合理想象。古人把吴越以南，武夷山脉以东这片亚热带崇山峻岭称之为“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许慎《说文解字》曰：“闽，为东南越蛇穜（同种）。”意指“闽”者，自古多蛇。尤其是地处闽北的武夷山蛇类特多，被称之为“蛇的乐园”。全国昆虫有32个目，1000个科，在武夷山定名的就有31个目，300多个科，4600多种。目前福建全省发现有70多种蛇类，而在武夷山就有60多种。仅我国独有的剧毒蛇——五步蛇就有50万条以上。现已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动物有46种，蛇类的崇安髭蟾（角怪）、崇安地蜥、崇安斜鳞蛇等更为武夷山所特有。
　　武夷山先民爱蛇、养蛇、敬蛇的良好习俗，表现了客家人执着追求“天人合一”的特质。在武夷山，男女老少，人人都会传颂着许多人蛇共生共存的美好故事。比如，有时早上起来，蛇从梁上吊下，像根带子似的，有时蛇会溜上人床，走在山路上常常会看见蛇闪电般游走在小径、草尖、山涧之中，但这些都还只是蛇的徒子徒孙。大蛇如同孕妇一样，慵懒散漫，走得不那么快，静静地躺在山路旁、盘在岩上树上，甚至于搭在相近的两山之间的崖上，远远看去像一段横着的独木桥。传说这种巨蛇往往需几十上百年才能长成，甚至还有千年蛇精之说。蛇能长寿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大概是由蛇冷血、冬眠等秉性所决定。武夷山先民往往会把巨蛇当做神灵一样供奉，以至还有献童男童女于“蛇神”的陋习。曹孟德《步出夏门行》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把神龟和神蛇放在一起作比兴，是客家人对龟蛇的了解和尊重。在《聊斋》中那些妖媚惑人的蛇精蟒怪、西湖断桥边送伞报恩的白娘子与小青，不仅说明古代有长寿的巨蛇，而且也是由北而南传播客家蛇文化的佐证。
　　生态系统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和完整决定人类的生活质量，破坏它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损伤。巨蛇只能在古代生态环境里培育而成。如今由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再也找不到“巨蛇”了，就是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蛇的“徒子徒孙”也难以幸免覆灭的命运。全世界独有的武夷山带花纹五步蛇头部和身子都是三角形，其毒性最大，为害最烈，如果谁被咬了不出走五步人就会死了，所以人们称之为“五步蛇”。但必须指出的是，你不侵犯它，它绝不会侵犯你。如今却在“双世遗”武夷山景区内建有全国最大的拟态蛇园之一，是福建省唯一专门从事蛇类研究、繁殖、医疗、培训、旅游、加工、贸易及蛇类产品开发为一体的“省科技企业”、“省科普教育基地”。他们最大的科研成果之一，就是人工繁殖五步蛇，并从其身上提取“蛇毒”、“蛇胆”、“蛇粉”、“蛇油”、“蛇鞭”（取雄蛇左右两条鞭，呈骨质倒钩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鞭动物），制作国际上价格昂贵的特效药和保健药酒，用来“以毒攻毒”防治由于生态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癌症以及众多的心血管病、抗衰防老、除风祛湿、补肾壮阳等等。许多参观者（包括领导者）为此大加肯定和赞扬。笔者却不敢苟同，担心人们以“科研”美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会造成“繁殖”不足，“杀戳”有余，使五步蛇“入不敷出”一天天减少，以至于消失。因而，我们还要齐声呼唤客家蛇文化的回归。
　　五、武夷山客家方形“土楼”
　　客家人凭着天才想象和血汗奋斗筑就了城池，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永定土楼是客家人的杰作，为人熟知；而武夷山古汉城也是客家人又一代表作，却鲜为人知。
　　早在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平定南越之后，陈兵闽越，企图镇压先期定居武夷山客家人。楚人闽越王余善（属下邳堂）带领族人修筑城堡，发兵拒汉，与汉军激战。后因力量悬殊和内讧，举国投降，成为历史的陈迹。城堡遗迹是中国江南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城墙现存最高处为8米，平均高度4米以上，城址有陆门4个，水门3个。城内有大型宫殿、官署等建筑群4处，占地面积40余万平方米。整体规模宏大，布局完整，序列井然，具有南方丘陵地带易守难攻的城堡特色。城外发现的庙坛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古道区、烽火台、陶窑群、墓葬区、排水设施等，分布范围约2000万平方米。若不是历史的原因，汉军是难以把闽越王余善杀害、闽越国灭亡的。
　　客家人修筑土楼、城堡历史源远流长，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展、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抵抗外敌、保护自己、聚族而居、方便生产生活，因而设计造型依山偎绿，错落有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其种类多达30余种，有圆形、方形、日字形、d字形、半月形、三角形、五角形、八角形、前圆后方形等，堪称世界奇迹。作为公共建筑、庙堂建筑和民居建筑的综合体，其结构奇巧、工艺精湛、独领风骚。就其功能而言，具有安全防备、防火防潮、防风防震、通风采光、冬暖夏凉等多种多样功能，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同时有着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与建筑学、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军事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风水学、文学、美学等都有密切关系，正如有人所说：“一座土楼如同一个小社会”、“一座土楼就是一座艺术殿堂”。
　　想当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客家人的优秀儿子**、朱德、彭德怀、彭雪枫、陈毅等带领红军入闽，在永定等地的大山里所见到的是圆环形的土楼，而在武夷山却只能见到古汉城那样方形土楼的废墟。1929年底闽西“古田会议”之后，**在回答红军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黠难，他站在武夷山顶上带着湖湘口音气壮山河地吟诵：“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展示了客家人英勇不屈的气概。
　　六、武夷山客家“茶经”
　　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武夷客家人利用山谷幽深，泉水不绝，常年云雾缭绕，以及酸性沙土壤和亚热带气候等有利条件，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造就了闻名于世的“茶的故乡”。自唐代彭迁、彭汉、彭珰三代人继承始祖遗志开发武夷山以来，已有种茶历史一千多年了。古茶园完全是顺乎自然的地形地貌而建成的。建在缓钭坡、谷底钭坡上的，形成了阶梯园和钭坡园；建在沿溪平地、沙洲、山头平地、谷底平地的，叫做平地园；甚至有的还利用洞石岩隙，填土栽茶，建造一个奇特的盆栽式茶园等，却从不伤筋动骨破坏自然地形地貌。可见，武夷山先民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方面已经达到了何等水平。
　　“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武夷岩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也是乌龙茶的鼻祖。宋代时已悄然进入京都皇室，得到皇家尝识。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散文《叶嘉传》用拟人手法，把武夷岩茶称之为“叶嘉”。大诗人范仲淹诗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不仅道出了岩茶历史悠久、品质上乘，而且情景描绘得严谨肃穆，动人心弦。至元代岩茶被正式列为朝贡珍品，成立了皇家焙局，誉称为御茶园，更是身价倍增，远销欧美、东南亚，为世人所推崇，并被引种台湾、印度等地。
　　说印度从武夷山“引种”优质茶，倒不如说英国人通过“经济间谍”手段从武夷山窃取了茶叶技术机密。1849年2月12日，英国绅士、植物学家福钧（又翻译为罗伯特•福琼），受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指令，乔装打扮成知识界名流，来到武夷山进行所谓“考察”。他与随行住宿寺庙里，并从慈善的和尚口中打听到了一些茶道的秘密。因当时欧洲人大多喝红茶，所以他特别关注由绿茶制成红茶的技术（茶叶制作分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前者经发酵，后者不发酵。武夷岩茶却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发酵型，被称之为乌龙茶）。但他所学的知识技术远远满足不了发展优质茶的需求，于是他又通过“劳务走私”招聘了种茶、制茶的茶农6名，制作茶叶罐工人2名，于1851年3月16日乘坐一只满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偷偷地运到印度加尔各答，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英国人创办的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而勤劳、善良、笃实的武夷客家人却不知不觉地泄漏了种茶、制茶的技术机密，成了“经济间谍”的“帮凶”，造成了历史性的失误和终身的遗憾。
　　“茶王”大红袍更是茶中绝品。它仅有6株生长在九龙窠峭壁上，主干粗大，树形老态，分枝茂繁，岩韵超群。每年成品茶产量仅350克左右，其色、香、味均在乌龙茶之首。1998年赈灾拍卖时，20克大红袍竟卖到了人民币17万元，实属稀世珍品。有关大红袍命名的传说很多，主要有：（1）说某朝皇帝御驾武夷山游览，突然患病不起，山僧献上这丛茶水，皇帝病痛全消，便脱下大红袍令人披在茶树上，以示敬意；（2）说某朝皇太后患了一种怪病，找遍天下名医都无法治好，后喝了天心岩方丈进贡的这些茶就好了，皇帝便派大臣带了一件大红袍悬挂茶树上以示谢意；（3）说天心岩方丈用这几株的茶叶熬汁救活了一位进京赶考突发急病的举子，后来他中了状元，用皇帝赐给他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以报答救命之恩；（4）说武夷山早春时节，茶树叶芽勃发满树艳红，远望犹如一件件大红袍覆盖树冠；（5）还传说什么“投米饭于大红袍茶水中，倾刻可见消融”、“岩高千尺，每每收采，僧人须唤训猴攀摘……”给大红袍抹上了传奇而瑰丽的色彩。历史学认为，传说往往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依据。皇帝、皇太后以及身心极度紧张、虚弱的进京赶考的考生，一般患的是心血管病症，通常称为“富贵病”，因而喝茶水是有可能缓解病情的。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微量元素硒，对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都具有防治的效果。对此，笔者也有亲身的体验。我患了高血压病，长期坚持喝“北方山楂”与“南方绿茶”混合冲开水饮料，姑且称之为“客家饮料”吧，疗效颇佳。武夷山茶园四季色彩斑斓，美不胜收，游人流连忘返，正好把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给“大红袍”命名，真是妙不可言。
　　武夷客家人不但擅长种茶、制茶，而且还精于品茶。他们十分讲究“山骨”、“岩韵”、“杯底香”，严格把好煮茶、斗茶、鉴茶中心环节，把品尝、观景、赏艺、保健融为一体，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体味着高层次的文化享受。品茶艺术程序共有27道，其中便于表演的有18道：焚香静气、叶嘉（即名岩茶代称，意指茶叶嘉美）酬宾、活煮山泉、孟臣（明代紫砂壶制作家，后人喻为名茶壶）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清初人善制茶杯出名，后人把他喻为名贵茶）出浴、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鉴赏三色、喜闻幽香、初品奇茗、游龙戏水、尽杯谢茶等。简而言之，品茶时先应嗅其香，次看其色，三品其味，慢酌细啜，徐徐入口。正如古人所说：小杯曰品，大杯饮驴。牛饮品能解渴，小杯方能品出其真味，领略其“两腋清风起，飘然欲成仙”的情趣。
　　擂茶也是客家人最隆重的一种待客礼仪，是在醇厚中见真情，在品尝之乐中使人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所以被称为“茶中奇葩”、“中华一绝”。它与其它茶艺相比，既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又是颇具特色，有所创新。（1）擂茶原料：主料是芝麻，配以茶叶、甘草、橘子皮、花生米等，还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人客的口味，灵活调整。（2）擂茶器具：擂钵、擂棍、笊篱等三件被称“擂茶三宝”，还要配备酒精炉子、铜壶、青花碗、开水壶等。（3）擂茶表演：人客入座—清洗三宝—捣粉配料—加入主料—不断加水—捣成糊状—冲入开水—过滤渣滓—装进茶壶—斟到茶碗—敬奉人客。人客也可参与擂茶表演，宾主动手轮流擂茶，一展自己的技艺，情景交融，不时动作和擂钵发出和谐、极有韵律的声音，真让人叫绝。一般擂茶不加调味品，以保持“原汁原味”，只有细嚼慢咽才能品尝出它甘鲜爽口、清香宜人的口味，让人难以忘怀。
　　七、继承弘扬宝贵的客家精神
　　对于客家的研究已经悄悄地进行了二百多年之久。不仅大陆和港澳台有人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欧洲和北美都有人在研究，因而这可说是世界性研究课题了。但近年来对客家的研究突然关注、迅猛升温，原因何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近年来，由于“泡沫经济”造成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恐怖事件形成了安全危机，美国安然、“世通”以及国内的“银广夏”等财务作假暴露出诚信危机（可称“三大危机”）的负面影响，使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归根结底，就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诚信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对此，“忧天下之忧，而乐天下之乐”的有识之士能坐视不管吗？于是他们便努力去寻求解决的方略，以有助于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与突然掀起“客家热”是不无关系的。
　　诚信，乃客家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客家人的重要秉性。连同强烈的爱国报国之心、坚强的建功立业之志，勤俭奋斗、勇于开拓创新，可称之为客家精神。延年公《家训》告诫彭家后代要“立行必诚而无伪”。《左传》明确指出：“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信，国之宝也，民之庇也。”这些古训告诉世人一个既平常普遍又刻骨铭心的道理。
　　客家人在贫瘠荒凉与世隔绝的大山里，即使穷得无法生存，也是“人穷志不穷”、“穷则思变”，从不放弃胸中的抱负，不论是从事创建家园或走出国门，还是保家卫国、振兴中华，无论求学务农做工经商教育科研从政从军，无不艰苦奋斗，务求出人头地创新成功发达。事实上，古今中外客家人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客家也的确人才济济、精英辈出。如：古时郭子仪、张九龄、朱熹、欧阳修、文天祥，近代石达开、洪秀全、孙中山、廖仲恺，当代**、朱德、***、彭德怀、陈嘉庚、李光耀、董建华、李嘉诚，不论哪朝哪代，哪国哪方，都有客家顶级人物。客家人由于贫穷给了他们吃苦奋斗、诚实的秉性，家学渊源决定了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曾经煊赫的家世激发着他们的抱负和志向，群居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每逢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客家人总站在前面；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各行各业耀眼的成功者中会有那么多的客家人。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2页)客家精神也正是由客家生活环境培育造就而成的。因此，在现今高新科技迅猛发展和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界环境里，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弘扬宝贵的客家精神，继续为促进世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英雄无语》 项小米 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