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抗战初期的政治态度。

天柱山

　　一、联共政策的制定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武汉、广州失陷以后，广西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桂系从抗日和与蒋介石抗衡的双重目的出发，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使广西出现了相当开明和进步的气氛。这首先表现在桂系采取联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七·七”事变以前，桂系已经初步确立联共抗日的政策。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桂系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利抗日和确保广西这块地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进一步好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3年8、9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撤离武汉之前，分析了抗战形势、蒋汪矛盾、蒋桂矛盾以及重庆、桂林的政治环境，研究了与桂系进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策略方针，决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派武汉“八办”副官刘恕偕党外友好人士熊予民先到挂林开展筹备工作，同时，设法争取桂系的同意和支持。
　　1938年10月23日夜，白崇禧奉蒋介石委派离汉口赴钟祥晤李宗仁，洽商第五战区的军事部署。之后，白即乘汽车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前往长沙。25日，因汽车在途中发生故障，乃应邀搭乘周恩来的汽车南撤。在车上，周恩来对白崇禧谈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向白提出，武汉失陷后，广西成了大后方，我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请白支持。周恩来并且对白表示，我们不会挖你们的墙脚，请你放心。白崇禧对周恩来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坦白胸怀表示钦佩，当即表示欢迎和支持。
　　1938年11日中旬，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人员到达桂林，正式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租用的桂北路138号“万祥糟坊”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另在城北距市区7公里处的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了几间农民良屋作为机要电台、仓库，接待过往人员和转运物资的驻地。办事处处长先由吴奚如担任，1939年初吴调离后，由李克农接任。办事处设秘书长一人，和交通运输、交际、总务、财务、机要等科，以及电台、救亡室、警卫通讯班、炊事班、司机班等，各司其责。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这是我党在桂系统治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军事机关，它的建立，是桂系联共抗日政策的具体体现。
　　1938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任行营主任。白崇禧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办事处的安全予以保护。自此以后，桂林八办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领导广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指导和联络华省党组织，筹运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等，成为党在华南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同时，桂系也通过“八办”。加紧和我党的联系。
　　1938年12月初，周思来从武汉撤退，途经长沙、衡阳到达桂林，转飞重庆。在桂林期间，周恩来除了检查指示八办的工作外，还进行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曾同郭沫若一起会见了白崇禧，和白谈了要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白崇禧对此表示欢迎并答应资助一部分复刊费。桂系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还邀请周恩来出席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作关于抗战形势的讲演。
　　1939年2月，周恩来从重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第二次来到桂林。2月16日，白崇禧邀请周恩来出席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的庆祝军训部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并请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形势的报告。4月底，周恩来从皖南回来，第三次到达桂林，白崇禧等仍与之多次接触。叶剑英也多次到过桂林。在1939年元月下旬，桂系邀请叶剑英到广西学生军第三团向官兵作《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讲演。5日21日,黄旭初又邀请叶剑英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初时局之特点》的讲演。28月，黄旭初又邀请叶剑英向各界人士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报告。
　　李克农作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处长，是当时公开的常住桂林的中共负责人。李克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上层人物接触，进行统战工作。白崇禧、黄旭初等也通过李克农和“八办”争取中共的支持。1939年春，桂系当局为了培养地方基层干部，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由黄旭初兼任校长。黄旭初邀请杨东莼（中共秘密党员）担任该校的教育长，主持校务。杨经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欣然应聘。杨东莼向白崇禧、黄旭初提出：学校人事安排，教学内容、计划、方法均由教育长对校长负责，并得到白、黄的同意。这样，扬东莼实际上掌握了干校的领导权。
　　同时，桂林八办和广西地下党还派了40多名共产党员到干校工作。

　　二、与中共签订联拿抗日协定，客纳民主进步人士和广西建设研究的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人举对中国侵略以来，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时，桂系不仅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削除异己的政策，而且反对蒋介石的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要求抗日，抵御处侮，他们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自己不抗战也不准人家抗战。白崇禧在《抗日救国》一文中说：“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继之热河被陷”“‘一·二八’淞沪战役，滦东长城诸口战役，先后定下许多半公开半秘密的屈辱协定，如沪淞协定、壤沽协定等，这些协定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丧失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则无二致。”并指出蒋介石对日外交步步退让、畏缩、屈服，得到的结果是“丧权辱国”，“这种畏缩的政策，长此演进下去非真到国亡种灭，必无止境。”“唱退让政策者是否甘心出卖国家民族的生命，我们不敢武断，不过由于他们一种歪曲的心理，错误的观念,以致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这都是我们深为痛惜而必须起来纠正的。”1936年4月17周，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谈话时，再次声明“焦土抗战”主张，严斥蒋介石忍让依赖、因循苟安的态度，再次表示桂系统战的决心。
　　1936年6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桂系对待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开始走上了反对内战，联共副蒋抗日的道路，某主要标志就是桂系联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消除异已的“两广事变”，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主张以及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共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他们这些行动，虽然不免还夹杂有争夺地盘权位的动机，但它同以往单纯地争权夺利而反蒋的军阀混战已不完全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自已党中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而转变到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立场院方面。这是具有进步性的。正当蒋介石分化瓦解、折拆散了两广反蒋联合，广东的陈济棠“遵命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扩大省防军，准备同蒋介石包围攻广西的军队“一决雌雄”，蒋桂新的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李宗仁在南宁热情接待了中国共产党派来的红军代表云广英，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蒋桂矛盾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表示希望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互相配合。于是蒋桂双方矛盾趋于缓和，终于达成政治谅解。西安事变前夕，李、白又派遣代表钱寿康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书的草案，进一步协商合作抗日的向题。自此以后，桂系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不断往来，就联合抗白向题进行秘密会谈，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的代表张斯可进行了会谈。经过多次商谈后，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抗战的纲领达成协议（即《川、桂、红协定》），内容共七条：（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二）召开国防会义，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话，释放政治犯；（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和指定代表名额分配于各党派；（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7日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张云逸就此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了实际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1938年在桂系当局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1月在桂林建立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桂系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允许进步民主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从此，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名人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曾有”文化城”的美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仅桂系同中共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且使蒋桂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抗战一开始，李宗仁、白崇禧先后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分别担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要职，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蒋介石力图把广西统一于国民党中央，而桂系则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或“半独立”地位，为保持和巩固广西这块地盘，在他们离开广西之前，不能不对广西作一番安排。李宗仁决定“搞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的人，名称叫做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组织从名义上看，似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从形式上看，只是替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这是自始至终主持该会日常工作的陈劭先先生的亲身经历和回忆，陈劭先先生的回忆，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性质作了实事求是的表述。
　　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9日，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研究会一成立，李宗仁即去了抗日前线，白崇禧，早已离开广西，黄旭初、忙于全省政务，这样，研究会的日常会务，由常务委员李任仁，陈邵先、黄同仇三人负责。李任仁当时是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的议长，黄同仇不久就到安徽做官去了，会务实际上由陈邵先一人主持。陈邵先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后，一向反蒋，同李宗仁有密切关系，对中共抱友好合作态度，与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研究机构设政治、经济、文化三部，研究员人数没有限制，只要有适当的人选就多方罗致，由部主任提名，用会长名义聘任，先后聘有300余人。从这些成员的政治态度看,进步人士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数量虽不多，而能量和影响颇大，国民党中的顽固和反动分子，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分子。进步文化人千家驹、胡愈之还分别担任了经济研究部和文化研究部的副主任。研究会的组成，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但由于研究会的实际权力为李任仁、陈劭先所掌握，所以，该会的会刊《建权研究》为进步文化人提供了舆论阵地；《时论分析》使进步的言论得到更多的传播机会，起到了一些传播进步思想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上，该会针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动措施，有时以合法的方式，依*进步人士，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做也正符合桂系在政治上的需要。
　　谈起广西建设研究会，就不能不提及广西宪政协进会。这个协进会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成立的。1939年以来，全国要求民主的浪潮日益高涨，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伪装准备结束一党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借以欺骗全国人民，维持其独栽统治。这时，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的进步人士与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内的部分参议员，发起组织广西宪政协进会，协助蒋介石政府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广西宪政协进会于1940年5月28日正式成立,一致推举在广西政界有声望和影响的李任仁为会长。理事包罗各方面人士，其中进步人士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杨东莼等；有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陈邵先等，还有一些名流学者，也有一部分桂系当中的顽固分子。会上通过了《广西宪政协进会宣言》，《宣言》对《五五宪草》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先后在《建设研究》、《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上全文发表，并通过金仲华在香港《星岛日报》上披露，在海内外部引起震动。这个协进会的成立，在时间上与延安的宪政促进会密切配合，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因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没有多久时间，广西宪政协进会也就终于被迫停止活动了。
　　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由于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因此其内部存在着不少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桂进一步合流，桂系感到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存在已成为可有可无，只是因为李、白与李任仁、陈邵先有着多年的交情不便将研究会解散。直到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研究会从桂林撤出之后，这个组织也就结束了。

　　三、广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桂系不仅采取了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容纳民主进步人士的政策，而且也有限度地发动，组织了广西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上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活动，使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各族群众纷纷行动，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首先是建立各级各类抗日组织。从省、行政区、县，到乡（镇）、村、甲，从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文人到妇女，青年、儿童，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其中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是广西学生军。广西学生军是全国仅有的兼军事政治两者的特殊队伍，它是一个由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并由共产党人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抗日救亡队伍。其规模之大，活动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都超过了当时广西的其他抗日救亡团体。
　　广西学生军始创于两广事变。当时，广西当局组建了第一届广西学生军，约千余人，但仅存月余，抗战爆发后组建的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约300余人,全部开到鄂豫皖前线，做抗日宣传组织工作。1938年冬，桂系计划组建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原拟招收1200人，但全省报名者竟有1．8万多人，因而不得不改变原计划，共招收4269人。他们都曾受中等以上教育，大部分是农家子弟，也有地主，商人和军政教育界人士的子女，多数刚从初、高中的学校出来，有少数是大学生、小学教师和行政职员。经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精心安排，80多名中共党员骨干被派进学生军。
　　广西学生军设司令部，夏威兼司令。司令部下设三个团，团下设大队、中队。学生穿军装，两人发一支枪和若干子弹、手榴弹。桂系组建学生军，在于从政治上去发动民众参加战时工作，协助军队的交通、运输、通讯、谍报，组织游击队袭击敌人。
　　因此，桂系要求广西的学生军不仅能叫（宣传），而且还能够裹（组训），更还能够打（作战）。根据这个三宇方针，广西学生军的成立（一团于1938年11月27日在桂林成立，二、三团于12月15日分别在荔浦、马岭成立）并经过几个月训练之后，即开赴广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演出戏剧歌舞、出版报刊杂志、张贴墙报标语、印发文告传单、发表演讲谈话等，广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们举办扫盲班，组训民众抗日团体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除好缉私工作，成为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中坚力量；他们还积极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抢救伤员，运送弹粮，充当向导等，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西各族群众不仅广泛组织了像广西学生军这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而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因广西是抗日的大后方，广西群众参加抗战主要是进行战时生产和战对救护。他们源不断地把枪弹（广西的几家兵工厂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粮草（广西经济已全部纳入战时经济轨道）等战争物资送往前线，又把伤病将士运回广西救护，并承担了繁重的救济战时难民的工作。此外，在修筑湘桂铁路，建设桂林、柳州等军用飞机场，开辟多条公路等战时工程中，广西民众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西各族群众不仅在后方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日军进犯广西时，还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时，邕宁县蒋村、四美、新丁、乌兰四村群众，用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等原始武器与敌人搏斗。日军曾3次进犯蒋村、四美，8次进犯乌兰，12次进犯新丁,都被击退，这4个村子因此被誉为“桂南战场中的4个模范村”。在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时,迁江县群众与敌人作战200余次，歼敌1000余名。拥有1000多人的横县抗日民团,在一次截击日军船队的战斗中，歼敌500余人。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元月的昆仑关大战中,仅宾阳县民众就收购军粮270多万斤，并组织6万多人的军运队，由乡镇长兼队长，向前方运送弹粮，并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后，又组织慰劳队,将4万多只粽子及无数其他慰劳品送往前线和伤兵医院。

　　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下，国民党集团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认贼作父；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虽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但始终动摇不定，在投降的门口徘徊。
　　在这股投降逆流面前，桂系采取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立场，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分化、诱降阴谋，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奔向我东北华北大举侵犯的同时，即利用国民党西南派的反蒋立场，极力策动西南派脱离国民党，建立亲日的地方政权，以实现其南北夹击，迫使国民党中央妥协投降的阴谋。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制订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年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1934年12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以及日本关东军于19355年8月30日制定的《关东军对华政策》等，都反映了这一阴谋。        
　　在国民党西南派中，桂系的反蒋态度是坚决。因此，日本便把利诱、拉拢桂系作为分化西南派的中心一环。为实现这一阴谋，“九·一八”以后的几年里，日本军政商学界要员纷纷南下广州活动，往访过李宗仁的那有土肥原、松并石根、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十河信二等百余人。对于日本的利诱、拉拢，李宗仁“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严正指出；“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并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桂系对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一目了然。桂系为了反蒋向日本购买了一些武器，聘请了一些教官，但始终没有中日本的圈套，更没有走上投降卖国的道路。而且桂系在与日本私下进行联系时。一直公开倡言抗日，两广事变以前就完全中断了同日本的交往。对此,松井石根在1936年3月的访粤日记中写道：“目下两广大势未能发展至公开对吾等表示亲善之程度。究其原因，一为彼等须以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二为对日本态度仍抱疑惧之心;三为广东人傲慢自负，革命精神旺盛。
　　英、法两国无论地理与经济均与两广有密切关系，且影响至深……”“七·七”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曾对李宗仁、白崇禧和龙云等举行反蒋起义，寄以很大期望。在1938年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第二期谋略计划”中,具体制订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山工作）”的策略，确定“分期进行”：“第一期：1、西南系军队回避参加抗日战争。2、通电反蒋、反共。第二期；1、以反蒋、反共、反战为政策，建立地方政府。2、对内进行和平通电和实行亲日政策3、西南大联合。”7月12，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对华谋略”纲要6，其中第2，第3条规定：“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10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给土肥原发出指示，重申票把“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作为“分化蒋政权”的重要一步。日本的目的是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以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为后盾，以云南、广东、广西等省为地盘的伪政权，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相对抗。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及汪卫集团想方设法在李宗仁、白崇禧身上下功夫，但毫无所获。日本见桂系不为所动，只好策动汪伪集团外逃。汪精卫一伙逃往河内后，仍不死心，静待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反蒋派起而响应。但他等来的是李宗仁、白崇禧请求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的通电。其他地方实力派也无人公开响应。狂精卫见在西南建文投降政府的计划不能实现，乃于5月5日逃往上海，、并随即与日本进行建立伪政府的谈判。8月16日，两广将领百余人再次通电讨汪。1939年8月，日本曾派出了一位在李宗仁、白宗禧、龙云手下任事的中国要人进行诱降。这位中国要人和白崇禧面谈了5次,和李宗仁面谈了两次，力图说服李宗仁、白崇禧拥护汪精卫。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不如抵抗到底，使日本幡然大悟，自行消除吞并思想，待事实上确有和我公平合作表现时，才有开始谈的余地，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防城、钦州登、向桂南发动进攻。白崇禧向蒋介石要求从前线调回广西军队保卫广西，蒋介石拒绝了白的请求而调中央军进入广西作战。日本判断蒋介石是企图借此机会把自已的势力扩张到广西，因而设想：本次作战将部起蒋、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加以今后海军航空队对其要地进行轰击，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其不和，从而谋略工作到进展大有希望，12月10日，日军第五师团长今村发出《致白崇禧、李宗仁将军书》，称：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同文同种之东亚两民族的提携奋起前进。并威胁：将军若仍执迷不悟、欲与日本军为敌到底，随时可举全部兵力来夺回南宁。桂系再次挫败了日本的阴谋，白崇禧真的以举兵。“夺回南宁”来回答，致有昆仑关大战。10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4月4日、5日、李宗仁、黄旭初分别发出讨汪通电，表示要“外锄狂冠，内剪巨*”，抗战到底。
　　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伪满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12月5日,李宗仁、白崇禧再次通电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号召“一致声讨，同伸大义，使元恶罪首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日本诱降桂系的阴谋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