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在安徽的统治与抗战。

天柱山

　　一、治皖始末
　　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以后，桂系势力随之扩张到中原。桂系本来是一个集政治派别、军事集团、经济实体于一身而又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和极强的对外扩张性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他们并不甘心对蒋介石俯首称臣或仅仅称霸一方，他们的目标是饮马长江，问鼎中原，进而执掌中枢，号今天下。抗战爆发以后，桂系挥师北进，一方面诚然是为了抗日救国，另一方面确实怀有借抗日来扩大地盘，扩充实力的野心。桂系急切需要在中原腹地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而安徽正是桂系梦。寐以求的一块“宝地”，特别是大别山区，南扼长江，北制陇海，西进可以切断平汉路，东下可破袭津浦线，并可威胁南京、武汉、徐州、郑州、开封等大城市和战略重镇，更为桂系所看中。因此，把安徽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就成为桂系的理想选择。
　　1938年1月11日归德军事会议期间,李宗仁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谈话会上被内定兼任安徽省主席。1938年2月13日，李宗仁在安徽省会所在地六安宣誓就职,开始了桂系对安徽的统治。李宗仁就职伊始，制定了对安徽统治的基本方针政策。在《告全省民众书》中，李宗仁表示，他这次到安徽来，目的在发动安徽省人民的力量来保卫安徽，保卫中华民族，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并宣布自即日起禁绝“虐待应征兵丁，擅加捆缚殴打”、“妄征民间财物，不给赔偿”、“擅拉夫役，不给之钱”、“藉征兵征夫为名，敛钱肥己”等事。李宗仁发表《抗战胜利的必然性》一文，坚信中国“必然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指出：“为要得到彻底的胜利，我们便非进行持久战不可。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配备持久战的条件。以帮助军事胜利的发展。”为此，李宗仁发布施政方针：“总求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年人民打成一片。”民政方面，“人民力量必须尽量发动”，为了发动人民力量，“首须充实基层组织，使吏治清明，贪污绝迹”；教育方面，“应励行普及教育”，“以教育力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财政方面，“宜在公平负担原则之下，进行量人为出之政策”。李宗仁并在《致全省各机关勖以三文电》中，要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做到“不苟免”、“不苟得”、“不苟安”。
　　李宗仁上任之初，对安徽省政府进行了局部改组，建立起对安徽的统治机构。第四十八军副军长（旋升军长）、原籍安徽，属桂系外江派的张义纯出任民政厅长并代理省政府主席，民主人士章乃器出任省政府委员代理秘书长。另成立皖南行署，派省府委员戴戟为行署主任。其他仍旧（财政厅长杨绵仲，教育厅长杨廉，建设厅长刘贻燕）。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率五战区长官部进驻鄂西老河口，所遗安徽省主席一职由廖磊继任。廖磊于1938年10月24日接任后，又对省政府进行了改组：调陈良佐任民政厅长，任命朱佛定为省府秘书长，章乃器为财政厅长，蔡公望为建设厅长，方治为教育厅长。1939年10月廖磊病故。1940年1月，李品仙到安徽接任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李品仙还担任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样，安徽党政军大权操于李坊仙下人之手。李品仙对人事重新作了安地，一批湘籍人员（如苏民、杨绩荪等）得到重用。桂系对安徽的统治进一步加紧。桂系对安徽的统治，除了把省政府的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外，还改组了省以下各级政权组织，实行对安徽的全面统治。桂系在“行新政，用新人”的口号下，把省政府控制的邓个县的县长全部改任桂系骨干分子或接近桂系的人。桂系还把广西多年实行的以“三自”（自治、自给、自卫）为内容的“政教卫合一”的基层政权建设办法搬过来，建立起安徽的乡镇，保甲制度，即一般10户1甲，10甲一保，1O保1乡，若干乡一区；乡镇设立小学，组建民团，由乡镇长兼小学校长，义兼民团大队长。这就是以行政为中心，教育和地方武装都从属于行政的体制。桂系通过改组安徽地方基层组织，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安徽的四面八方。
　　为了适应重建安徽地方政权的需要，桂系积极进行了干部洲练工作。1938年10月，“安徽省政治军事训练班”（简称干训班）在立煌成立。班本部投班主任1人,由廖磊兼任，下设教育长、副教育长各1人，由陈良佐、孙象震分别担任,负责整个班的具体领导工作。教育长之下设政训、军训、总务3科，各司某责。干训班学员分行政、教育、合作、财会、军事、谍报、妇女等组、来源是中初、高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学生。每期3个月,训练沟容包括政治训练、业务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部分。干训班先后举办6期，共培训干部万人左右。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充任原籍县府干部和乡镇长、保长，少数人还担任了县长。他们成为桂系统治安徽的基层骨干。
　　桂系治皖期间，还大力推行整顿财政，改革税制，设立地方银行，发行贷币，统制贸易筹项经济政策，以推进安徽的财政经济建设。在财政方面，廖磊主政期间，推行“节流重于齐源”的整顿税收政策，撤消田赋征收处、营专税专收局、契税专收局等重叠的税务机构，在县设立统一的、独立的税务局，司全县县税、省税统一征收之责。同时，对党政军机构进行撤并，精简机构、人员，以节约开支。对贪污受贿的现象也进行了严厉打击。在金融方面，发行省公债，并以省公债为保证，发行省银行本票作为钞票，建立起战时金融体系。在贸易方面，设立安徽省进出货物检查处、资源管理处、田赋粮食管理处等，进行贸易统败统销。桂系实行的这些经济政策，一方面为抗战积蓄了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对安徽人民的经济剥夺。特别是以李品仙为首的一批贪官污吏，以抗战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大发“国难财”，因此，桂系与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发展。
　　桂系控制安徽，在中原腹地建立根据地的野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蒋桂矛盾和冲突也在安徽展开。抗战以前，国民党中央在安徽的统始势力，以C·C系最盛，桂系要独占安徽，必然要排斥C·C系的力量。C·C系当然不愿放弃安徽这块肥肉。因此，桂系和C．C系的矛盾和冲突全面爆发，并愈演愈烈。由于蒋分石要倚仗桂系抗旧反共，不得不对桂系作一些让步，也由于桂系在安徽以军事实力作后盾，C.C系最后基本上被逐出安徽,安徽于是成为桂系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第二十一团军在大别山区
　　桂系对安徽的统治，是以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李宗仁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初，除了第五战区部队陈兵豫鲁苏皖广大地区外，桂系的两个集团军进驻安徽，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寿县，下辖第三十一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合肥，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徐州会战后新成立第八十四军，隶属于第十一集团军。武汉会战以后，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八十四军）随第五战区长官部撒往鄂西驻防（第三十一军调回广西），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守大别山区。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第二十一集团军负责坚持豫、鄂、皖边区的敌后抗战，确保大别山抗日阵地，并对付这一地区的新四军。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即以立煌为中心，向横贯豫、鄂、皖三省的大别山区展开。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立煌，总司令廖磊（廖磊病故后由李品仙接任），副总司令先后由张义纯、张淦等人担任，参谋长先后由徐启明、陆荫揖、钟纪等人担任。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1942年后增加第八十四军。第七军军长张淦（1943年调任集团军副总司令，遗职由参谋长徐启明接任），初辖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征）、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1941年将原属第八十四军的第一七三师（师长粟廷勋）调到大别山，改隶第七军；第四十人军军长张义纯（1940年调升集团军剧总司令，由区寿年接任军长），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后为谭何易）；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辖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纬）、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
　　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区的兵力部署，明显具有两面性。从1938年至1941年，第七军守卫豫、鄂山区，军部在滕家堡；第四十八军守卫皖省山区，军部在深沟铺。两军的作战地带为豫、鄂、皖省界南北之。其兵力部署的态势，是对日军取守势，对鄂东，豫东南和皖西北的新四军取攻势。1942年第八十四军调入大别山区后，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各军部署又有变动：第七军军部设独山，全军驻防皖中；第四十八军军部设岳西，全军驻防皖西；第八十四军军部设河南商城堡，全军驻防豫、鄂。桂系把重兵收缩在大别山区，对日军消极防守，对豫、鄂、皖新四军积极进攻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
　　桂系在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其中，以程汝怀指挥的第五战区4个游击纵队担任鄂东外围的游击；以李盛宗指挥国第五战区第十二、第十四两个游击纵队及第七独立支队担任皖西北外围的游击；以李本一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分游击纵队及一个正规顺担任皖东的游击；以黄师岳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担任桐（城）怀（宁）外围的游击。桂系的这种部署，明显怀有保存桂军实力的目的 。
　　1943年，国民党中央设立鄂豫皖边区游击总部，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担任总部总司令，统一指挥鄂豫皖放区的正规部队，游击部队和保安团队，大别山及其外围地区的军事力量遂全部掌握在桂系手中。在整个抗战期间，桂系所属第二十一集团军及大量游击部队，保安团队一方面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保住了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直至发动反共战争，给神圣的抗日战争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安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衰
　　桂系对安徽的统治，在抗战初期，有“某个时候的进步”，“对于抗战曾给了很大帮助”。这首先表现在他们让较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华中各省，安徽要算是民运有成绩的一个地方。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伊始，即在“动员民众，焦土抗战”的旗帜下，筹备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后改为“安徽全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动员委员会”）。1938年4月，“动委会”在六安正式成立，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章乃器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情报、后勤等六个部、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生进步分子朱蕴山、沈子修、光明甫、周新民、狄超白、张劲夫等分任各部正副部长，先后任“动委会”委员的有100多人。“动委会”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指导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全权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安徽民众抗日运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动委会”在各区没有办事处，由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办事处主任；各县有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以下还有区、乡、镇分会，分别由区，乡、镇长兼任主任委员。
　　在桂系的领导下，安徽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各级各类群众抗日组织纷纷成立。据1939年7月底的调查统计，全省共有县“动委会”40个，委员893人，区分会124个，委员2129人；乡镇分会789个，委员9777人。县级青年抗敌协会31个，会员6381人，农民抗敌协会12个，会员3141人，工人抗敌协会16个，会负4754人；商人抗敌协会20个，会员4846人，妇女抗敌协会25个，会员1824人、文人抗敌协会6个,会员509人。多镇级青年抗敌协会563个，会员33950人，农民抗敌协会1664个，会员268089人；工人抗敌协会76个，会员10482人；商人抗敌协会221个，会员20324人；妇女抗敌协会346个，会员63283人，文人抗敌协会14个,会员997人。以上县、乡、镇各级各类抗敌协会共计2884个，会员397025人。此外，省“动委会”还有直属工作团、委托工作团71个，团员1098人。县“动委会”直属的各种抗敌团队315个，团（队）员51823人。总计全省各级“动委会”抗敌协会、抗敌团队共达4223个，各级“动委会”委员、抗敌协会会员、抗敌团（队）员共计462742人。其中，农民抗敌协会声势最大，安徽“农民青年参加者很多，一县之农抗，往往有数万民众参加”，进行“协助政府除*，铲除土劣等事”。
　　桂系在比较广泛地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还比较积极地组织了群众抗日游击战争。
　　安微的群众抗日武装开始包括县乡镇游击队和各路人民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2月27日，李宗仁授意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颁布各县乡镇自卫队组织训练办法，妄求18岁至45岁的壮丁均编人乡镇自卫队，县成立自卫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保宽大家卫国。此后，安徽各县乡镇自卫队纷纷成立。同时，桂系还把安徽各地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张义纯任总司令，下辖6路，分别以石寅生、李武德。郭造勋、岳相如、余亚农、宋邦翰为总指挥，每一路相当于师的编制，指挥部下设立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各路自卫军共编练约4．2万人枪。李品仙主皖以后，把广西的民团制度搬到安徽，将18岁至45岁的男子，依地区划分，编成国民兵团。国民兵团以一个行政督察区为单位，各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对其辖区内的国民兵统一指挥。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乡镇长兼国民兵团大队长，保长兼国民兵团中队长。国民兵团担任情查户口、检查来往行人、取缔汉*、防止暴乱、维护治安等工作。
　　对于安徽的民众武装，《新华日报》曾赞扬说：这“真是我们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页”，“这些民众武装，潜伏在城市中、村庄里、山林间，不知有多少。表面上的力量是看不见，在实际上的力量是说不清。”“安徽的民众武装，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敌人万想不到的。在敌人心目中，以为炮火所及的地方，我们民众都会逃跑的。哪里知道安徽的民众是家家有枪，人人是兵，一见敌人，便把敌人打得走投无路。”
　　抗战初期，桂系在安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新四军一度在立煌设有办事处，具体负责与桂系的联系事宜。桂军与活跃在大别山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经常互换情报、物资，并曾在战场上共同对敌作战。1939年端午节前的突袭安庆，就是桂军与新四军合作对乱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还应邀到桂系所办的干训班演讲。廖磊曾许诺每月补助四支队绘养2万元,并公开表示：“四支队是我们的友军，新四军是有理智的。”“他们帮助我们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我们不但不应该猜疑他们，还应该诚诚恳恳向他们拜谢。”
　　桂系虽然在安徽有“某个时候的进步”，但不久仍然走向了反动。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安徽群众抗日组织被解散，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被收缩，与新四军的抗日合作关系也不复存在，安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