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皖南事变前后。

天柱山

　　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确立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更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在此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整个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转变一样，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员的桂系的政治态度也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抗战比较积极努力，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态度比较开明，转向了抗战不力，反共反人民卖力。
　　桂系政治态度的转变，除了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阶级本性的驱使、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和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的推动外，还有其更直接的原因。首先是桂系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及其他进步势力矛盾尖锐化。抗战初期桂系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采取比较开朗的态度。共目的是求得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以与蒋介石相抗衡。随着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发展，桂系感到这有可能危及他们的统治，于是就采取限制、压迫和打击的政策。特别是共产党在鄂豫皖苏抗日武装力量的大发展，和桂系控制安徽、图谋中原的政治野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桂系就势必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其次是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对于桂系另搞一套的做法，蒋介石早就表示不满。蒋介石不能容忍桂系跟自己唱对台戏，因此，不断向桂系施加压力。1940年，蒋介石以白崇禧对桂南战役“督率不力”为由将其降级，随后又撤销桂林行营，把白崇禧调回重庆，就近控制。蒋介石在用硬的一手的同时，使用软性策略，对桂系进行拉拢、利诱。再次是桂系。实力的损失。桂军在上海、徐州、武汉、随枣会战中的重大伤亡，使桂系感到再这样打下去，连老本也要赔光了。对于以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桂系来说，保存实力便成了最重要的事。
　　桂系反共立场的明显暴露,始于1940年1月“半中央化”的李品仙主皖以后。李品仙广改过去李宗仁和廖磊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做法，开始“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大批屠杀新四军人员。桂系统治的地区，特别是皖东，反共气势日涨。
　　1940年8月22日,蒋介石、何应钦批准下达了旨在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的《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这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已把反共的中心由华北转向了华中。之后，华中的反共磨擦事件纷至沓来。其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在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中，桂系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40年4月，李品仙在江苏韩德勤的配合下，向皖东新四军罗炳辉部进攻,制造了华中首次大规模武装磨擦事件。
　　1940年6月，何应钦、白崇禧代表国民党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二）陕甘宁边区的承认问题；（三）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四）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在谈判中，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沏意旨，顽固坚持“八路三军六师加六团，新四军两师”、“八路新四开旧黄河北岸与友军分处”等无理要求，极力追随蒋介石、何应钦反共反人民。在国共谈判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三路进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计划。至9月中旬，“桂军5个师，李仙洲1个师，周岩3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1个师已越过淮南东路，汤思伯9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在这次反共行动中,桂军第一三八师冲在最前面。第一三八师原驻皖西六安，1940年7月奉令调到皖东进攻新四军。该师于9月间全部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加上原在皖东的桂军,集中皖东的桂军已达1万余人。10月16日，白崇禧电令第一三八师配属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第人保安团、皖东各县地方团队、政工突击队等，“组成扫荡队，派遣于淮南路东策应苏北之作战，并逐次整理皖东行政，恢复政令，肃清残余匪伪”。并规定第一期扫荡的是八斗岭、梁园、银屏山以东，津浦线以西之“匪伪”，限11月中旬完成；第二期扫荡的是蒙城、凤台，寿县、吴山店以东，津浦线以西之“匪伪”，限本年底完成。这表明“蒋桂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
　　桂系在军事上积极向新四军进攻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制造了一系列反动事件，如迫害广西、安徽中共地下党，解散安徽民众动员委员会，驱逐广西，安徽的民主进步人士，压制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收编或遣散群众抗日武装等。与此相随应，桂系对抗日的态度日趋保守，保存实力的现象日趋严重（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元月的昆仑关战役中，白崇禧就把桂军摆在次要的位置）。这一切表明：桂系已确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二、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
　　1940年10月1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称“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活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
　　针对蒋介石，何应钦和桂系的联合进攻，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就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防地、编制、补给及陕甘宁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等问题，列举事实驳斥了何、白“皓电”的攻击和诬蔑。同时，为顾拿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移至江北。
　　国民党顽固派以中共中央的“佳电”为向其示弱，变本加厉进行反共活动。11月1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规定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河以北。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移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第二步以弟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宋、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四区，限1941年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
　　1940年12月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佳电”的“齐电”，再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和诬蔑，并强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总之，“何、白之皓电及齐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并在军事上、政治上、舆论上，积极对我进攻，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开端。”桂系不仅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江北堵截新四军北渡长江，直接参与制造皖南惨案。皖南事变之前，白崇禧多次电令桂军陈重兵手江北，堵截新四军从皖南直接北渡长江。在11月10日的电报中，白崇禧判断：“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因此，电令桂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具体部署是“以疾风扫落叶之手段，迅速将中埠，土桥、厌河、六百丈等处附近之匪，彻底肃清后，以一部分在沿岸要点警戒，以主力控制于适宜之机动位置，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在12月4日的电报中，白崇禧告江北桂军：新四军长江南北两岸联络线及登陆地点计分六处，即繁泥线、无刘线，无凤线、无胡线．铜新线、铜土线，命令“注意防堵”。李品仙遵照白崇禧的命令，“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由于桂军在江北重兵绪截，新四军不能直接北渡长江,被迫绕道苏南波江，致使陷入敌军重围而遭惨重损失。
　　桂系在直接参与制造皖南血案的同时,还积极配合蒋介石、何应钦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全面进攻。李宗仁担任华中“剿共”军“最高总司令”④率华中各路“剿共”军发动反共战争。李宗仁命令“凡非本战区序列部队，应相机剿办”，“异党暴动妨害秩序及纪律者，以政治军事力量制裁之”。李宗仁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国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峰、张云逸、李先念诸部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白崇禧当时特别电令李品仙：“判断新四军必不肯全部渡江，十八集团军窜过黄河以南者必不肯渡过河北。为整饬纪纲贯彻命令起见，应遵循中央命令，强迫该两军遵令北移，惟须注意大别山根据地之确保，以军事掩护政治逐渐推进，免踏江南初期剿匪覆撤。”华中的反共战争烽火连天。至1941年3且中旬,皖北“剿共”军“正在涡河流域，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彭雪峰部队进攻，已历两旬，近更进占涡阳、蒙城，激战不已”；皖东“剿共”军“仍在淮南路以东定远地区，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张云逸部队进攻不已”；鄂豫边的“剿共”军则”“在罗山、径扶，黄安、礼山地区向原属该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部队进攻，实行清剿”。上述各地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反共军事行动中，桂军表现十分卖力。据1941年8月李宗仁致蒋介石的邀功电称，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桂军第七、四十八、八十四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反共战争124次,“伤毙俘获匪军共6700余人，获步枪259支,轻机枪4挺，手枪300支，手榴弹3枚，步枪弹581发……其他物品及重要文件多种”。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不仅在军事上积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在政治上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12月1日,白崇禧电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令他们“对于共党造谣挑拨必须严加防范，庶免堕其术中”，“务使党政军各级同志及皖桂两省青年民众对该党阴谋及该军越轨行动，洞悉其真相，知所警觉”。皖南事变发生后，桂系的反共活动更进一步升级。他们封闭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关闭桂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等进步文化团体，解散广西学生军等抗日救亡组织，压迫民主进步人士离境，镇压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等。这些反共事件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与蒋介石，何应钦“串通一气”，充当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中指出：“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虽然如此，桂系在反共的目的、态度、手段、结果等方面，与蒋介石、何应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三、皖南事变后政治态度的进一步变化
　　皖南事变后，桂系进一步走向反共卖力，抗日不力的道路，军事、政治的反共活动有增无减，对抗日的态度却越来越消极。
　　桂系反共活动主要是进攻鄂豫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进攻的重点是皖东的新四军第四师和豫南鄂中的新四军第五师。桂军在这两个地区的反共军事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1942年以后则进一步升级。在皖东，1942年1月1日，第二十一集团军制定与新四军争夺皖东的《指导方案》，规定：为强化皖东党政军重建工作与巩固皖东游击根据地之目的，自淮南以东、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运河以西辖区内的地方行政各机关统归苏皖党政区会指挥监督，“以军事之力量掩护党政之树立，以党政之树立协助军事之开展，彼此密切配合统一运用之”。首要目标是“将*伪扫荡出于滁定公路以北地区而封锁之”。为达此目的，“对敌人（指日军--引者注）战斗用柔性战术为本则，硬性战术为变则，对匪（指新四军--引者注）用硬性战术为本则，柔性战术为变则”。与新四军作战的具体战术是：对*伪无论驻军行军战斗必须严密搜索警戒，在战斗中应稳打稳扎，且在驻止间亦应依时间之久暂，分别构筑工事，强固围寨，以防止其强力猛攻与骤然之奇袭。此后，皖东的反共战争烽烟四起。
　　在豫南鄂中，1942年4月1日，桂军第八十四军根据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的多次电令，制定《豫鄂区剿匪计划》。4月下旬,第八十四军配属保安团队、挺进部队暨党政总队主力，向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动进攻，其意图先肃清巴河以东及平汉路东信路以南礼山以北地区“*伪”，尔后再转移兵力协同友军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将“匪军”余部压迫于礼南而歼灭之。5月22日，第八十四军调整部署,把豫鄂“剿匪区”划分为豫南、安麻清、三浠靳广三个地区，分别予以“进剿”。之后。第八十四军发动了对新四军第五师的全面进攻。据《陆军第八十四军豫鄂区剿匪经过报告书》称，到8月15日，共反正俘虏毙伤“匪军”3900余人。
　　1942年10月16日，第五战区制定《全面剿匪计划》，规定“战区为彻底肃清*伪以利尔后反攻目的，依现态势，各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党政力量，于10月开始全面清剿”，“清剿期为两个月，限本年12月底完成任务”。兵团部署分“右地区”、“中央地区”（大别山兵团）和“左地区”。其中，“中央地区”分为四区：（一）豫南区指挥官、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以该军主力向礼山以南大小悟山一带搜剿，另外一部协同“左地区”清剿罗山五里店附近之“*匪”，（二）鄂东西指挥官、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以该军一部并配属地方团队，协同豫南区向黄安、河口以西地区搜剿，另以一部向稀水、黄梅、广济一带“*伪”各根据地搜剿；（三）巢南区指挥官、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以该军主力及地方游击部队清剿该地区内“*伪”，另以一部分向巢湖以南无为、庐江一带搜剿；（四）巢北区指挥官、第七军军长张淦以该军主力向巢湖以北及津浦淮南南路附近之“*伪”搜剿。这一计划下达后，第五战区的反共军事活动全面展开。从这时到抗战结束，桂系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从未停止过。桂系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政治上反共也十分卖力。他们查封进步报刊书店，逼迫民主进步人士离境，解散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残酷镇压和疯狂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如1942年7月的桂林“七·九”事件，1943年1月玉林和南宁的“一·一”事件、“一·一五”事件），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我们也应看到，桂系反共和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桂系一方面是反共卖力，一方面却是抗日不力。所谓抗日不力，一是指桂系对抗战的态度日益消极，保存实力，坐等观望，不愿再以全力抗战，也就是“不想抗”；一是指桂系的战斗力下降，在战场上常遭败绩，也就是“抗不了”。这在“立煌事变”和桂柳会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1942年底，日军以几千兵力进攻桂系在中原的根据地--大别山。当时驻守大别山的有桂军主力第七、四十八、八十四军和第三十九军及众多的游击纵队、保安团队。以优势的兵力、优越的地形，限止敌人的小规模进攻，应是没有问题的。但结果却是日军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人而攻占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并且在摧毁立煌后，安然无恙地穿越大别山，进人豫南。“立煌事变”充分反映了桂军战斗力的下降。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桂柳会战开始。在这次会战中,桂系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现象十分严重。蒋介石原令桂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两个军防守桂林，但白崇禧怕牺牲桂系老本，失去与蒋介石对抗的本钱，乃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将主力部队调离阵地，只以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第四十六军的一七0师及其他零星部队约2万余人防守桂林，使桂林防守战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在反攻桂平的战斗中,白崇禧为避免桂军在第一线作战而遭受损失，将桂军重迭地配置于粤军第六十四军的后面，以致反攻桂平未能奏效。
　　总的来说，虽然桂系已转向抗战不力，但桂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仍保持并发扬了顽强作战、英勇牺牲的精神和气概。在桂林防守战中，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等率部与敌血战到底，最后宁死不屈，壮烈殉国，以及退守七星岩的800官兵誓死不降,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和所有为民族独立、国家生存而洒热血沙场、埋忠骨热土的抗日将士一样，将永远为我们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