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建安、中将王近山都是元朝蒙古王爷后代。

嘉壹书斋

　　湖北红安县的几位王姓开国将军如王建安上将、王近山中将、王吉文（解放济南时牺牲）有蒙古血统，是元朝蒙古王爷也先不花的后代。　　王建安是红安县永佳河镇人，王近山和李先念、陈锡联、胡奇才等一样都是红安高桥镇人。王建安和王近山将军属于同宗，王建安比王近山辈分要大，他们性格直率，桀骜不驯、战功巨大。
　　先祖蒙古王爷也先不花是蒙古克烈部人，其原始先祖为蒙古怯烈氏昔剌斡忽勒，兄弟四人，当元太祖成吉思汗地位尚未显赫时，已与之深自结纳，后兄弟四人皆率部属归顺了成吉思汗。太祖对他们另眼相待，命为必阇赤长（管理中央文书的官）。昔剌斡忽勒早逝，其子孛鲁欢入宿卫。宪宗（1251）即位，拜中书右丞相，遂专国政。赐真定府束鹿县（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为其食邑。食邑，是中国古代诸侯封赐的田邑（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又称采邑、采地、封地。可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称为食邑。
　　至元元年（1264），孛鲁欢以党附阿里不哥论罪伏诛。子四人，长子也先不花袭其职，为必阇赤长，后为真金太子之傅。至元二十三年（1286），拜云南行省平章，立路府州县六十余所，边境以守。大德二年（1298），迁湖广行省平章。八年，迁河南行省平章。九年，拜湖广行省左丞相。卒于任。
　　元朝灭亡后，其孙君用不愿意为明朝诏用，率领族人定居麻城仙居里，即今湖北黄冈市红安县桃花镇沙河村，这个显赫几世的蒙古王族根据其先祖的爵位改姓王。
　　在清代《黄安县志－氏族》里就有关于红安沙河王姓的记载：“沙河王胜，始祖百大，曾为元代官“百户”，其孙也先不花表封“提领王”，平章黄州路兼封邑桃花，遂居黄安，卒赠“恒阳王”，子孙因以王爵为姓。今仍多居于桃花一带，散居城关、高桥、二程等地”。
　　意思是清代沙河镇的王胜（王建安、王近山的同族），其始祖曾被封元代的百户，他的孙子也先不花被封为提领王，封邑在桃花镇一带，死后封恒阳王，由于蒙古族没有姓氏，他们逐步汉化后就以祖先的爵位为姓，姓王。
　　现今红安县王姓集中在桃花乡和高桥河乡一带，其中桃花沙河村、曲阳畈一带为王姓的集中地，人口约万人。
　　所以，王建安和王近山将军其原始先祖为元朝末年的也先不花。
　　
　　王建安祖先是蒙古人可见这篇新闻报道：
　　“在红安永佳河镇沙河村东路边，有几株高大的白杨树，虬枝茂叶下掩映着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这是我国开国上将王建安的故居，也是将军县红安发展红色旅游的又一亮点。院子身后，倒水河畔，镶嵌着一座宽敞亮洁的候船亭，长约40米的水泥台阶缓缓伸入水中……，将军渡与故居风雨相伴数十载后展现出飒飒英姿。近日，笔者有幸走访了这道渡口，聆听当年老船工对往事的追忆和当地群众对现实的述说，真切地感受到“将军渡”发生的巨大变化。”
　　“老船工王平元告诉笔者，将军渡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将军渡，也叫王氏义渡，是红安县远近闻名的古渡。相传700多年前，沙河村人祖先--蒙古鞑靼族人从大草原迁徙到这里，因久居河边又不习水性而重视设渡，遂发动氏族各户捐钱捐物建立起一道义渡。后来族人逐渐汉化，均改为姓王。至今，沙河湾百户人家及附近方圆数十余里，百姓也多王姓。随着时间推移，王氏义渡在倒水河流域也就家喻户晓。土地革命初期，16岁的王建安仇恨地主王少山欺压，烧其宅院，连夜渡过倒水跑到武汉参加了红军。从农民武装争到黄麻起义，从反“围剿”到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经常乘渡东西穿插与敌人展开战斗，在这倒水一带，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暗淡了刀光剑影，隐没了枪炮轰鸣，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对该渡口批示道，“王氏义渡为红军做出过重大贡献”。古渡依旧，江水滔滔，为纪念曾在这抗战的将军和烈士，当地群众将这一渡口亲切地称为“将军渡”。 将军飞渡处，后人缅怀情。2007年渡口达标改造的春风吹进了这片宁静、安详的村落。曾拥有全县第一条杉木船的将军渡，在交通海事部门帮扶下，再现生机。昔日坎坷不平的沙土码头铺上了整洁的水泥地面，码头两岸修建起漂亮的候渡亭，河水静流，草木献绿，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相映生辉。”
　　上面的新闻清楚地说明，王建安和同族王近山都是蒙古士兵的后代。

　　目前这一带方圆20里的百姓仍然保留着部分蒙古文化，如红安荡腔锣鼓，刺绣等等。
　　下面的新闻报道也从侧面证明王氏的蒙古族出身：
　　红安近代流行过的滴水床上的帐沿图案与当代蒙古族装饰品的图案相仿，童帽与红安沙河古墓中出土的帽、衣领上的云图、禽兽图案极为相似。以红安永河镇辖的沙河村为中心的王氏族人，祖先也先不花是鞑靼族人，今统称蒙古族。上三代皆在元代被诰封为左丞，元末明初随军南下定居沙河，繁愆至今有万余后裔。留有系马桩柱石，八十余斤重的大刀及古墓群等文化遗物。系马桩、大刀等至今保存完好，唯古墓于六十年代初大部份被毁。上述古墓中的图案就在此时面世。从相距六百余年的图案相似的情况，不难看出，红安刺绣艺术中汲取过北方文化的营养。
　　红安荡腔锣鼓是红安县独有的一种表演形式，其乐器有三吹七打10种。三吹即：长号、两只锁呐；七打即：锣、钹、鼓、马锣、车官（小钹）、小锣、铛锣。表演时吹、打、唱俱全。解放前属红安地方流传最广的一种民间文艺表演形式，当时全县表演班子不下百套。但现在几乎灭绝。

　　荡腔锣鼓有如下艺术特色。
　　一、源远流长：系元朝由鞑靼（蒙古）人传入红安，流传至今。元末，元代湖广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也先不花系元代蒙古王爷）之孙君用率兵归顺朱元璋，明朝建立后君用及其部众兵士被朱元璋安置在其封地麻城仙居里（黄安建县仙居里划入黄安）沙河一带，并因为其当过蒙古王爷赐汉姓＂王＂，（红安桃花高桥城关镇一带＂王＂姓皆为蒙古贵族也先不花后代）至今繁衍有２９代，　荡腔锣鼓是蒙古人融入红安的珍贵文化遗存，可惜濒临灭绝．
　　二、荡腔锣鼓表演形式有别于任何地方的吹打乐：大锣、大鼓、大钹、长号伴随10名男子汉边吹边打边唱，气势雄浑、其唱词描述古代战场的居多。描述民间生活的也最俱红安山区的生活区气息。
　　三、荡腔锣鼓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唱词的格律多属乐府词牌及宋、元朗读词牌如“清平乐”、“风入松”、“水龙吟”等等，其内容及宫廷、民间生活方方面面，各种场合都有专用曲目：如祭祀的有《大朝贺》，新婚的有《画眉席》、庆寿的有《寿筵开》等；其曲谱凝聚了古典音乐五声音阶的精华，它先于中国戏曲数百年，而如今的京剧、汉剧、楚剧所用的吹奏、打击乐曲谱都可从此荡腔锣鼓中找到它的先天。
　　四、荡腔锣鼓含有极高的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价值，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定居红安繁衍子孙对将军县——红安文化特别是红安将军文化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