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向河南省的迁徙及其与汉族的融合：镇平县晁陂镇为例。

嘉壹书斋

　　摘要：镇平县晁陂镇是河南省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几百年前，蒙古族人从元大都迁至此与当地汉族人经过长期杂居。随着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互相影响的加剧，历史上存在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隔阂和恐惧逐渐被打破、消除，形成了多民族共居一处、融为一体的局面。
　　河南地处中原，秦汉以后形成的汉族及其创造的汉文化，在该地区占据主体地位。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主要在中国北方聚居。但河南省也有蒙古族，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河南省有蒙古族40193人，南阳地区（ 南阳市当时称南阳地区，1994年9月16日撤地改市）有蒙古族36725人，占全省蒙古族人口的91.44%，镇平县有蒙古族21742人，占全省蒙古族人口的54.09%。现在，这一数字和比例有了变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河南省有蒙古族82170 人，南阳市有蒙古族54767人，占全省蒙古族人口的66.65%，镇平县有蒙古族27064人，占全省蒙古族人口的32.93%。
　　以游牧文明为特征的蒙古族文化和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式，在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原地区，蒙古族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是如何进入、如何生活的呢？

　　一、镇平县晁陂镇蒙古族的来源及其初始文化
　　蒙古族是镇平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截至2002年底，全县蒙古族聚居村共有8个，蒙古族人口分别为：
　　贾宋镇赵营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1850 人；
　　贾宋镇小集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877 人；
　　贾宋镇李民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785 人；
　　王岗乡砚台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1920人；
　　卢医镇田河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548人；
　　晁陂镇街北一村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1400人；
　　晁陂镇街北二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1200人；
　　晁陂镇街南蒙古族聚居村，蒙古族人口100人。
　　街北一村、街北二村、街南村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大的聚居区，其他5个村，除砚台村外，据说都是从晁陂镇繁衍出去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986年贾宋镇小集蒙古族到晁陂镇街南村认祖这件事情上得到确认。
　　在镇平县晁陂镇、贾宋镇、老庄乡的蒙古族聚居村中，流传这样一个传说：晁陂蒙古族的祖先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第四个儿子铁木花儿，元朝灭亡后从大都（今北京）到晁陂来隐居。这种传说也得到了相关学者的认可。
　　他们认为：居住在南阳地区镇平县晁陂镇的蒙古族以及由此分散出去的王姓蒙古族是元末隐居下来的元朝官员的后裔。
　　关于这一点，在这支蒙古族的族谱上有明确的记载：“昔元纪，自文宗殂，顺帝御极，明主由和阳渡江，取太平路逼燕京，元帝奔应昌，遂移祚。公睹气运迭嬗，克自保重，游冀北，走覃怀，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大人经历殆尽，卜居晁陂。”
　　从上述族谱中得知：他们的祖先铁木花儿，在晁陂单传四世，始祖无真实姓名，号“ 二老”，二世祖号“大老”，三世祖名王贵，四世祖名王宗祥，他们的墓碑上只有“王公之墓”字样，均没有出现名字，名字是在五世祖墓碑上才出现的，五世祖王东溪，生四子：辂、轲、轼，第四子夭殇，三个儿子的后代分散在镇平、内乡、南召、南阳诸县。
　　关于这支蒙古族的族属，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民族访问团曾做过民族调查。1953年元月，中南民族访问团到达南阳地区，把镇平县蒙古族的历史情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详细调查，收集到家谱四个，碑文一篇，还有其他口碑资料，最后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了长篇调查报告，并把四个家谱的序言部分照录下来。根据当时所掌握的碑文、家谱、传说等资料，确认他们为蒙古族人。另外，其始祖至四世祖墓碑上没有刻名字，族谱中又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天，约同族众，于始祖墓所开一隧道，寻觅墓志，以证事实，乃连掘数邃，均属堆土成坟，地层不变，俨然疑冢”，这些情况与蒙古族皇宗贵族历来实行的秘葬习俗基本吻合，说明这支王姓蒙古族很有可能就是皇室。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以不暴露自己来保证其后代人能过上平安的隐居生活。
　　在晁陂蒙古族人中还长期流传着一首特殊的儿歌：“ 三十六椿并一楼，砖头石碑在岗头，三尖石上一匹马，凤凰落在村东头。”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不太了解这首儿歌的其中之意。1983年在重修镇平县晁陂镇东黄土河桥时，发现一块重数千斤的汉白玉石，上面用小篆体书写一个“ 马”字，这块巨石现在仍然垒砌在河东桥背面的桥墩下，并特意留下孔洞，便于考察。这种情况与歌谣中的“三尖石上一匹马”相对应，是蒙古族隐居的佐证。因为蒙古族曾有“骑射得天下，以马为徽号”的说法，所以他们当时埋下一块刻有“ 徽号”的巨石。现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市徽就是马，其中意义，令人回味。
此外，在这本民国年间所作的家谱中还记载着他们本族长期使用乃至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着的派序表：
　　“元运兆昌，邦基安康，铭勋建功，道普德常，崇儒作仕，化庆朝堂，登策文武，炳辉典章，海中永清，天廷之光。”
　　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对元室宗祖的赞扬与追思，更兼有对下世子孙的慰勉和期望，这个派序表实际上是利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赞扬其始祖的功绩，怀念元朝统治者所给予的社会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各家各户都在堂屋正间，供奉祖先牌位，不仅逐代记录其名号和配偶情况，而且两侧的对联更清楚的写着：“ 宗自蒙古，元迁燕京，明卜镇邑；祖由二老，创业晁陂，统垂XX ”（ 后二字随其所住村名而异），横批“我祖是皇”。这样的对联暗示了其祖宗的来历，刻骨铭心，世代不忘。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们的来源和迁徙情况：元末明初之际，其始祖“七人八骑”从北京来到镇平晁陂隐居，由于是亡国皇室之后，就刻意隐瞒自己的族属，为了生存和繁衍下去，就与当地汉族“广结亲缘”。
　　镇平晁陂的蒙古族，由于几百年来都处于汉族包围之中，刚开始时是一弱势群体，为了生存下来，“改汉姓，从汉俗”，“广结亲缘”，所以不仅社会经济生活已完全汉化，而且已完全使用汉语，风俗习惯也与周围汉族人民大体相同。只是由于抵制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保持对本民族的记忆和感情，在心理素质上仍与当地汉族人民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改汉姓这一举动总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
　　20世纪80年代，中南民族学院的调查团在对该地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其在风俗习惯上的一些特点：
　　一是对成吉思汗的崇敬与供奉，在晁陂表现非常突出。许多蒙古族农民家里都供奉着成吉思汗像，有的还印有“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遗像”十字；
　　二是不“ 圆月”。农历八月十五祭月、吃月饼是汉族的习惯，称为“圆月”。由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在河南甚为流行，所以在蒙古族群众心目中，不免把“圆月”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三是当地蒙古人，凡死者五代以内的亲属，都各做三顿饭，由已婚妇女于入葬之日送至亡故人灵前祭祀，祭祀完毕后，由参与其事的人分食供奉的饮食，称为“送饭”或“换汤”；
　　四是同姓不婚，维持以男性计算的蒙古血统；
　　五是墓地布局呈半圆形，其祖坟排列方式与当地汉族显然不同，呈“ 北斗七星”状，是对证明其祖先身份、地位的一种隐喻；
　　六是蒙古族家谱与汉族略有不同，过去每家所供奉的牌位不同于汉人之处，除首自始祖（汉人只供奉高祖以下）而外，其列祖列宗亦仅列其辈次，而不明其世系。

　　二、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进入20世纪以来，晁陂镇蒙古族的生存现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和当地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在不断地互相影响下逐渐交融，最终融为一体。从语言上看，晁陂蒙古族已无人懂蒙语、蒙文，现在通用汉语、汉文，他们日常说豫西南地方话。从风俗习惯上看，蒙古族同当地汉族一样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表现在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日、信仰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当地汉族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改变了蒙古族原有的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
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生活地域和相似的风俗习惯，晁陂蒙古族与当地汉族人的心理上的区别已经不大。当地蒙古族的族属感不太强烈，在有的场合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蒙古族。当地汉族人在称这些蒙古族群众时，往往不说“蒙古族”，而说其是“蒙族”。
　　关于八月十五不“ 圆月”、不吃月饼的风俗，现已经渐渐消亡，不少年轻人已忘记这个风俗而开始在八月十五吃月饼。关于同姓不婚，以前一直是被严格地遵守着，现在也出现了王姓蒙古族同姓结婚的现象。
　　在其社会变迁和文化汉化的过程中，汉文化的散布与传播是与中央王朝力量的渗入相伴生的，蒙古族与其他各民族的交往是以汉文化为平台，这一点有其历史原因。但只有在相互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晁陂蒙古族认同的意义，才能区分出“自己”与“ 他人” 的特有属性。虽然在当地的文化当中可以看出其具有的同质性，但不可否认在一些关键环节，还保持着原生的态势，而这些环节则包含着晁陂蒙古族对其祖先皇室血统和光辉历史的认同。马克斯·韦伯说：“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的关系的延续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由于历史久远，造成了当代晁陂蒙古族记忆的模糊，但却丝毫不能减弱他们的民族感情。

　　三、结语
　　从元大都迁来晁陂的蒙古族与当地汉族经过长期杂居，随着当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互相影响的加剧，历史上存在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隔阂和恐惧逐渐被打破、消除，“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异”。蒙古族向河南镇平晁陂的迁移，使多民族共聚一处，融为一体。
　　民族融合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最终趋向一致，很难分清哪一项文化究竟是谁的，因为民族融合本身也作为一种过程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交流带来语言的融合，语言的融合也同样会促进文化的交流和统一。对于镇平的蒙古族来说，其民族风俗文化在与汉族文化风俗融合后的社会生活中，被大量掩盖，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晁陂蒙古族保存下来的文化，已经由隔绝时的独立发展成民族融合后的“多元一体”，它们不作为独立的文化而存在，而是与当地汉族的风俗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当地主体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便是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主体文化中“ 多元”因素融合中民俗交往、渗透、影响、同化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所在。
　　此时，我们看到了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出现的“多元一体”的内涵。原来在不同民族间存在的语言、服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差异的逐渐缩小乃至消失，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则是完全正常的，这正说明了民族融合是必然出现的大趋势，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引起晁陂蒙古族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经济是基础，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是动力，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一个方面，但外部社会文化的强大影响是主要因素，晁陂蒙古族社会文化正是在外界汉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之下发生的。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是空前的，尤其在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广大中国农村，各族群接触、交流逐渐增多，文化趋同性逐渐增强，很多族群的历史记忆可能在各种复杂的历史场景下被埋藏和掩盖。但埋藏和掩盖是不得已的一种回应，其重新发掘则是在新时期的一种必然诉求。有的族群在经济发展之后追求他们原有文化身份的认同，这是一个在现阶段比较普遍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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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马迎洲，吕廷显，郭国志，张益民. 河南少数民族史稿 1990
　　〔5〕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99
　　〔6〕匡裕彻，任崇岳 河南蒙古族调查报告 1984,3　
　　 （作者　李务起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