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始末。

嘉壹书斋

统一华中军事指挥的问题让刘少奇难以释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举行
　　1940年10月，苏北平原轻风拂面，秋高气爽。
　　正是在这金秋时节，从华北南下的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抵达苏北盐城，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胜利会师。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师，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接着便是依托苏北，做出整个华中抗战的大文章。为此，黄克诚给时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请他率中原局机关移驻苏北，以便统筹华中全局。
　　几乎在接到黄克诚电报的同时，刘少奇也接到中共中央电令：“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他随即率中原局机关风尘仆仆赶往苏北。10月31日，在阜宁东沟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驻地，刘少奇与黄克诚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数天后，黄克诚与刘少奇乘汽船沿盐阜区境内一条纵贯南北的人工串场河，从阜宁经盐城前往海安，会见时在海安的陈毅、粟裕。
　　这次会见，决定着今后华中抗战的走向，意义非同一般。
　　在海安著名爱国士绅韩紫石的盛情邀请下，刘少奇与黄克诚均下榻于韩宅。
　　海安几天，刘少奇和黄克诚通过韩紫石支持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周到安排，深切地感受到了陈毅此前统战工作的成功。
　　这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让刘少奇难以释怀，即统一华中军事指挥的问题。虽然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对这一问题亦有所议，但因涉及到不同指挥系统，故一时难以决断。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刘少奇脑海中萦绕已久。
　　早在6月份，刘少奇即致电中央提出：“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且已取得地区，唯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在人选上，刘少奇请中央在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及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中择定一人。
　　当时中央也觉得“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但因正忙于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后因故推迟)，于是决定在七大召开后解决此事。
　　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刘少奇得到中央电报：“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胡服是刘少奇当时的化名。接到电报后，刘少奇认为“统一苏北”与“统一华中”是两个概念，于是又与邓子恢、赖传珠联名向延安提出：“目前，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与苏北指挥部会合仅能解决苏北的指挥问题。解决华中统一指挥最圆满的办法是(新四军)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然而，由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迟迟不能北移，这一计划事实上亦成空谈。
　　眼见华中形势风起云涌，斗争日趋激烈，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尚未建立，刘少奇非常着急。他认为关键在于统一新四军和八路军两个指挥系统。海安相聚后，他觉得这是首要须解决的问题。好在他可以直接同陈毅和黄克诚磋商、讨论。
　　11月10日，刘少奇在与陈毅、黄克诚达成共识后致电中央：“(一)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二)华中各部须统一编制，提议由中央军委规定所有领导之部队的编制表。如何，望复。”
　　这里的“叶希夷”，即时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两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一)同意在叶挺过江之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叶、项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四)部队编制即遵照前总今年春的编制表，在克诚处应当有编制表。”
　　接中央电示后，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立即着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筹建工作。
　　经过几天认真地筹备，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城里一所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近千名指战员参加了大会。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刘少奇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的决定，并宣布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胡服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部队，有陈毅兼指挥的苏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的江北指挥部、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及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

    毛泽东对刘少奇攻打韩德勤的建议非常谨慎/刘少奇在电文中特别强调，“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解决了华中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刘少奇很满意。作为中原局书记、新成立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他意识到自己对发展华中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不得不更多地、超前地去考虑一些问题。在刘少奇的战略设计中，苏北将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部所在地以及战略大后方。为此，巩固与扩大苏北根据地则是当务之急。苏北固，则华中兴。而要解决苏北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那就是韩德勤。
　　韩德勤时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黄桥战役后，他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深沟高垒，坚固工事，以图再起。
　　可以说，武力解决韩德勤与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是刘少奇抵达苏北后并重思考与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而两军会师与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又为武力解决韩德勤创造了条件。由此，在新四军战史上颇受争议的曹甸战役，帷幕渐渐拉开……
　　其实，组织曹甸战役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略思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但决策过程却异常复杂。
　　此前的华中，已有一股逆流潜滋暗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继之，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部30万大军压向华中。韩德勤则乘势欲动，企图“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面对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尚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黄克诚与陈毅两部会师后的第二天即致电中央建议：“乘胜继续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继之，刘少奇又致电陈毅、粟裕、张云逸并报中央，提出：“如能驱走韩，便可组织华中敌后民主政府与总司令部，使我公开正式站在领导地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非常谨慎，认为暂不宜攻打韩德勤。他在给刘少奇等华中负责同志的电文中指出：“估计到韩与蒋、顾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并对韩德勤形成的逼压态势，令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非常担忧。他遂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交涉，提出和缓救韩。为此，周恩来电告中央，并提出：“我方重心应求得逼韩让步……留韩德勤在，不仅可使顾祝同对我江南新四军让步，对蒋亦有缓冲讲价余地，对李(宗仁)、白(崇禧)亦有教训作用。如彻底驱韩，则蒋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拼到底。”中央随即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刘少奇，并重申“不彻底驱韩”方针。数日后，中央又急电刘少奇：“我方已答应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如我占领兴化，蒋恼羞成怒，有扣留恩来、剑英二同志可能。我应距兴化五十里一带停止，进行和平谈判。”此时，中央不打韩德勤的态度是坚决的。
　　刚到苏北的黄克诚从根据地开辟后的实际情况出发，也认为暂时不宜主动攻韩。在若干年后的回忆录中，黄克诚专门说到这一点：“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顽韩军。”
　　另外，黄克诚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反摩擦”作战的指导原则出发，强调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衅自彼开，不由我启。他认为：“韩德勤新败，退守老窠，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带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
　　然而，这时的华中已战云密布，乌云压城。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正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摩擦恐难避免。为遏制这种局面的发展，中央电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等：“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但电报仍强调，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央。不久，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以“武装调停苏北摩擦”为由，从山东进抵苏北，桂军一三八师主力亦过淮南铁路。面对各路反共军队步步逼进，构筑封锁线，刘少奇觉得情势危急。特别是如果东北军与韩德勤的部队会合，则将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他于11月10日急电中央：“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军，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继之，又报告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刘少奇在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由此可见，刘少奇攻打韩德勤的决心已定，但毛泽东和延安的决策者们并没有认可。次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态度同样坚决：“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中央意图很显然，一方面仍争取谈判解决苏北危机，一方面争取东北军以孤立韩德勤，不打韩德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向中央报告：“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刘少奇随后提出立即先机解决韩德勤等四个方案请中央定夺。次日，中央即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霍、韩联系，并指出：“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接到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第五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
　　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

　　曹甸战役打响起后，不料与敌形成战场对峙/陈毅亲临前沿察看，黄克诚从战略战术上提出不同意见
　　此时，中央仍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并于26日电示刘少奇、陈毅：“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刘少奇、陈毅当日即于盐城复电中央：“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面对如此情况，中央于27日复电：“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当时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指出：“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曹甸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韩顽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不得不将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以图顽抗。我参战部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断顽军平桥与曹甸及安丰之联系，并完成对上述据点的包围。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约5000人的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人的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此彻底消灭韩之主力。
　　苏北的战况紧紧牵动着延安的心。当毛泽东得知战役进展情况后，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5日晚，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
　　闻讯后的陈毅专程抵达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几个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穿芦苇隐草丛，察看地形。回到指挥室后，陈毅决定兵贵神速，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
　　眼见战场上僵持不下，黄克诚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黄克诚随后又提出“包括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以及逐步筑垒掘沟推进”等六点具体战法。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时间太长。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中央曾专门电示强调：“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十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
　　13日16时，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韩军采用炮火攻击。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韩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处于间歇期，致使韩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进攻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韩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仍在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虽突破韩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韩军的基本阵地。
　　曹甸久攻不下，而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及时命令部队撤出了战斗。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曹甸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首次指挥的战役，也是唯一的一次战役。显然，战役目的未能达成。这样的结果，中央亦默认了。毛泽东电示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
　　
　　在盐城的华中总指挥部成为延安与皖南联系的纽带/面对严峻形势，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初，苏北盐城气候寒冷，朔风阵阵。设在串场河畔孔庙内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气氛显得异常紧张和沉闷。人们神色严峻，步履匆忙。刘少奇、陈毅正在中厢房指挥室里焦急地等待着。
　　“皖南军部遵令北移至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七万余众的重重包围，军部损失惨重，目前仍在拼死突围中。”两天前，当中央来电通报这一情况后，整个指挥部都震惊了。虽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早有端倪，但对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然袭击奉命转移的新四军军部，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震惊之余，大家对顽固派同室操戈的罪恶行径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作为华中总指挥负责人，刘少奇、陈毅更是内心如焚，在愤慨的同时又夹着深深的焦虑。由于这两天电台未能与皖南取得联系，那边的局势变化不得而知。蒋介石已经撕下了伪装，以七万之众张开口袋准备吞没这支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其局势的险恶不言而喻。刘少奇、陈毅敏锐地觉察到，这阴谋的背后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扩展必会危及整个中国的抗日前途。
　　突然，匆匆而来的机要秘书报告：“皖南来电了，现正在抄译。”
　　刘少奇、陈毅迅速来到译电室。电报是叶挺和饶漱石发来的：“今(九)日晨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译电室里气氛显得沉重凝固。突然，刘少奇打破了沉默：“立刻给叶军长发电，以中原局名义，希望他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我们令二支队接应。”
　　来自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的声音迅速通过电键发往皖南。此后，在苏北盐城的华中总指挥部，始终保持着与皖南的联系，并成为延安与皖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不久，译电室又接到叶挺来电，告知除了傅秋涛率两个团打到泾县、宁国间，余均被包围于茂林附近，他们决定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一枪。同时要求转告中央迅速向蒋、顾交涉，并望苏北能有所行动以为声援。
　　刘少奇、陈毅等除将叶挺电报内容迅速转告延安外，立即着手研究“苏北有所行动以为声援”的问题。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多一分拖延就会增加一分死亡。然而，盐城与皖南遥隔千里，远水救不了近火，怎么办？突然，刘少奇在地图上用红铅笔将兴化、曹甸一线重重地划了一个圈：“韩德勤是蒋介石的嫡系，如果将他包围，摆开进攻态势，有可能逼使蒋介石在皖南的军事行动有所收敛.此举越快越能对时局产生影响。”
　　“对头，这叫‘围魏救赵’。另外再向中央建议，令一一五师所部把山东沈鸿烈也包围起来，这样交换的筹码就更重了，逼得老蒋不得不慎重考虑。”陈毅原来就高亢的四川话更显得落地有声。
　　华中总指挥部的决策，一字千钧。它不仅牵动着皖南、苏北，而且势必影响全国。
　　华中总指挥部的作战计划很快通过电台发往延安。翌日，中央来电表示完全同意：“在苏北包围韩德勤，在山东包围沈鸿烈，并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行动。”接到电报，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了紧张的战斗部署。
　　1941年1月14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会被忘却的日子——皖南军部的新四军将士，在突围战中终因寡不敌众，数千人被俘、死伤，叶挺军长被扣，袁国平牺牲，项英、周子昆下落不明。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以上情况，华中总指挥部是第二天从中央转发的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的通报中才知道的。急遽变化的严重形势，催逼着华中总指挥部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在接到中央通报后，很快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进击韩德勤、沈鸿烈外，华北部队亦须提前准备机动部队，以对付最严重的形势。”
　　刘少奇冷静、沉着地面对这紧迫危急的形势：目前，国共关系由于皖南事变而出现了一触即发的全面军事冲突危机，它将给整个中国抗战形势带来何种影响？刘少奇在审慎地分析时局、分析中央意图后认为，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已遭损失，我军事动作已失去挽救皖南的作用，再实施这种作战方案并不利于促进时局的好转。况且从全局来看，国民党当局尚未对日投降，皖南仅是局部冲突，尚未引起国共全面破裂。因此我之对策应在政治上对国民党的阴谋进行全面揭露，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则应避免全面冲突，这样我们即能赢得主动权。
　　刘少奇的想法得到指挥部其他领导人的认同。他们很快把自己的意见电告中央，以协助中央制订策略。后来，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调整战略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局部进攻。
　　在连绵不绝的思绪中，刘少奇眼前蓦地一亮：当务之急在于立刻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样既可以针锋相对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又可以加强对华中军事力量的统一领导，重整军威，振奋士气。
　　想到此，刘少奇迅速展笺研墨，拟就给中央的电文。一行赫然醒目的大字跃然纸上：“拟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这份电报，充分表这了刘少奇深邃的战略思想和驾驭时局的过人胆识。
　　当时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有华中总指挥部这一基础。正是这一完整而有效的指挥系统的存在，才让刘少奇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它也是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同意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当1月20日毛泽东亲自签署的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传到盐城后，刘少奇、陈毅等即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新四军军部，并发表通电。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对于整个抗战，可谓功不可没。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重建军部大会在盐城游艺园广场隆重召开。刘少奇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及对新四军领导人的任命：“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继之，陈毅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新四军新军部辖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之众。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必然要对中国的抗战发生极大影响。
　　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以及代军长陈毅宣誓就职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一九师、一二○师以及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抗大总校等兄弟部队纷纷发来贺电，誓作新四军坚强后盾。至此，新四军的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亦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