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留下浓墨重彩的陈独秀及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三父子。

嘉壹书斋

　　在中共党史中，陈独秀父子三人确实留下了浓墨重彩。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曾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却是我党早期的优秀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英勇捐躯，给我党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陈独秀，曾连任中共一大至五大总书记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７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释放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９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７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年７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撤销总书记职务，保留党籍。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８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５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长子陈延年：人称“小列宁”
　　陈延年（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共“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又名遐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的长子，其母是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晓岚。
　　陈延年1898年出生在他的老家安徽安庆。大概在他四五岁时，母亲就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内向，很倔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因此戏称他为“黑面武生”。实际上陈延年不但学习用功，而且读书十分聪明，记忆力强，凡是老师规定读的书，他都能背诵。因此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他有“过目不忘”的功夫。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延年自幼就有强烈的求知欲，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借一些书来读。当时，安庆城中有一位名叫汪洋的老先生，住在陈家的附近，家中藏书颇多。延年得知后，常常到他家去借书看。少年时代的陈延年就已阅读了不少历史典籍，同时对新的知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父亲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从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不久，陈独秀又把儿子延年和乔年接到上海读书，让他们到上海来见见世面，接受更多的新思想。陈延年到上海后，先学法文，后考入震旦大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京以后，延年兄弟俩生活十分艰苦。那时，父亲陈独秀坚持不让他们回家中过安稳、依赖的生活，让他们兄弟俩住在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为了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陈独秀还让他们兄弟俩勤工俭学，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延年兄弟俩就这样在上海边打工边读书。晚上，父亲不让他们回家住，延年和弟弟乔年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饿了吃大烧饼。兄弟俩很有股倔强气，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向父亲伸手。
　　他们兄弟俩一向对艰苦的生活并不在意。一次，延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上海的产业情况时，顺道来看看他们兄弟俩。祖母一见他们睡的是地板，穿的也十分破烂，吃的是大饼，不免一阵心酸。当即吩咐家人给他和弟弟乔年添加了些衣服，并准备为他们租房子住，还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陈家的后代，看到你们在上海吃苦，我心里也过不去。以后家里拿钱供你们读书就是了，苦工也不用做了,一切费用由家里供给。到你们出洋读书时,家里也供养得起的。你们就一心读书吧！”可是,延年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
　　父亲陈独秀不让儿子在上海的家中吃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里也十分不安。那时，李达、陈望道以及张国焘等人与陈独秀一起办《新青年》也住在他的家中，可陈独秀就是不让延年兄弟二人回家吃饭。高君曼一向视他们兄弟为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从不虐待他们，于是高君曼反复劝陈独秀让两个儿子回家来吃住，陈独秀总是不听。有时夫妻俩还为他们兄弟回家吃住的事争得脸红脖子粗。无奈之下，高君曼就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代出面，希望他在陈独秀面前做做工作，让延年和乔年回家住。潘赞代多次出面在陈独秀面前好言相劝，请他让两个儿子回家，陈独秀还是一概拒绝。而陈独秀知道是妻子高君曼请潘赞代来说情的，并当着潘赞代的面斥责高君曼，此举是“妇人之见”，“徒贼子弟”，“姑息养奸”。就这样，延年兄弟俩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当时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为号召，受到国内大批想出国求学却又无法筹集昂贵学费的青年的欢迎。那时的陈延年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义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他和乔年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吴稚晖对延年兄弟也颇为器重。为了介绍延年、乔年等人赴法，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沈中俊写信，对延年、乔年倍加赞扬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所敬佩。”吴稚晖还希望华法教育会对延年兄弟给予帮助。
　　同年12月下旬，一艘法国邮船从黄浦江启锚载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又一批赴法的青年，经过40多天的航行，于次年2月到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勤工俭学。次年2月3日，陈延年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法国后，陈延年兄弟住在法国的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32号。他和乔年以每月120法郎的价码租了一间房间。当时的巴黎生活费昂贵，为了省俭，兄弟俩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
　　1922年秋，经当时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海外的力量。
　　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赴苏联学习。3月18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10天，一面办理护照，一面参观柏林的名胜。4月中旬，陈延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
　　1923年，陈延年到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1924年10月，陈延年回国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1925年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表示虽然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6年，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得到了我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鲁迅问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的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他接着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鲁迅还亲切地称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后来，徐文雅将鲁迅的话告诉陈延年，陈延年很高兴，称鲁迅是他的“父执”。1927年3月，鲁迅又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陈延年听了毕磊的汇报，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里会见了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毕磊和当时区委秘书任曙。
　　1927年4月，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同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927年6月26日,江苏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了,陈延年不幸遭国民党军警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敌人严刑拷打陈延年,他始终没有屈服,蒋介石也感到棘手,最终决定杀害陈延年和郭伯和。但韩步先则无耻地背叛投敌,他为了苟且偷生,竟然出卖赵世炎来换取他的狗命。
　　1927年7月4日,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乌云笼罩着戒备森严的大地。一辆囚车像幽灵一样开到这里,刽子手们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一位五花大绑的陈延年,两眼闪着坚毅目光的青年。监斩官急忙验明身份后,大吼一声：“行斩！”
　　陈延年昂首面对屠刀，横眉冷视刽子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刽子手们心慌意乱，忙将青年人强行按倒，就在大刀将要落下的一瞬间，那五花大绑的年轻人，突然纵身一跃而起，吓得刽子手们纷纷举刀乱砍乱劈，转眼间，这位英武神勇的青年便被乱刀分尸，躺卧在血泊之中，年仅29岁。

　　次子陈乔年：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陈乔年（1902—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家。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一同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哥哥陈延年还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延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而乔年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1902年生。从童年起，乔年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留学回国后才分开。延年比乔年大四岁，兄弟俩相貌和性格都不一样。延年的皮肤粗黑，身体壮实，不像一个读书人，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乔年却是皮肤白晳，身材瘦削，人称他为“白面书生”。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说笑打闹亦与延年恰恰相反。但是，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和志向上的一致。兄弟俩既是童年的伙伴，又是革命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几乎是相同的。
　　1923年陈乔年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近两年时间里，他学习异常刻苦认真。除集中精力学好“东大”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经常和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人相互传阅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研讨各种问题。为了使自己能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各种书刊,他还抓紧一切机会,以惊人的毅力赶学俄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顽强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和责任》一文由俄文译成中文，并刊登在1925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200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会后，北京区委又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的政府前请愿，遭到段祺瑞军警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执政府门前顿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死伤20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陈乔年正在请愿团的前面指挥队伍。他目睹反动派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无比愤慨，不顾生命危险，立即会同李大钊、赵世炎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挥刀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治疗。陈乔年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没等痊愈，便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投入更紧张的战斗。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陈乔年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时，对他父亲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八七”会议后，中央调他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同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不久，陈乔年亦被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陈独秀被撤销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后，也来到上海，他并没有从大革命的失败和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邪路。陈乔年坚决反对他父亲的这种错误观点。有一次，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父亲。谈话中，他对父亲提出了批评，说：“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陈独秀不以为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着谈着，父子俩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结果只好不欢而散。乔年夫妇气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陈独秀也很不高兴。乔年走后，陈独秀对当时在场的黄玠然说：“你看，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了！”
　　1928年的春天,也是陈乔年连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那时上海的形势很紧张,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形势，他日夜奔走，做发动工作。
　　2月16日这一天，陈乔年正在上海滩英租界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迅速包围了会场，将陈乔年等11人全部逮捕。当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陈乔年，在与他同时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周之楚的共产党员，敌人也不认识他。为了保全陈乔年的安全，狱中的党组织决定安排周之楚来顶替陈乔年的职务。那时，周之楚也毫不犹豫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陈乔年，因而也乐意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周之楚的父亲是一个华侨商人。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到处托人营救，致使国民党特务不仅弄清了周之楚的身份，同时又使陈乔年的身份暴露出来了。此时，陈乔年急忙托人将这一情况转告党组织，一方面对党尽力营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请求党组织不要为了营救他费力花钱。陈乔年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定。虽然受尽了酷刑，吃尽了苦头，但他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个字的消息，相反，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对于陈乔年的被害，父亲陈独秀不胜悲痛，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终日心神不定。那时，陈独秀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仅仅保留党籍。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时刻怀念自己牺牲的延年和乔年两个儿子。
　　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于是请人弄了一点酒菜以表示庆贺。他先斟了满满一杯酒，以此敬奠从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接着他又斟了满满一杯，当他举起这杯酒时，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老泪纵横地说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了两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又慢慢地自语道：“延年，乔年是我几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两个，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卒，竟走在了我的前面。”说到这里，陈独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据与陈独秀共过事的人讲，陈独秀这个人生平有过大笑，也有过大怒，但从未流过泪。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如此悲切。足以表露出他和延年、乔年两个儿子深厚的感情。
　　当乔年牺牲的那年，他的姐姐，陈独秀的长女陈玉莹，后改名筱秀，正在安徽上学读书，一听说乔年弟又如哥哥延年一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禁不住悲痛万分，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没想到体质本来羸弱的她，经过旅途的劳累之后，一时痛恨交加，患血崩，病死于上海一家医院。那时，陈独秀经济十分拮据，女儿玉莹的丧事还是陈独秀的一位好朋友出钱料理的。
　　乔年牺牲时，妻子史静仪正怀着他们的儿子（亦说是个女孩，已处于襁褓之中）。孩子出生后，取名“红五”。为此妻子史静仪只得隐姓埋名，将孩子送到当时的救助会去抚养（亦说乔年牺牲后孩子染病死亡）。

　　三子陈松年：时刻想念父亲的儿子
　　陈松年（1910—1990），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他一生经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当他1910年出生在安庆时，父亲陈独秀已离开安庆与他的小姨也是后来的继母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多年来很少回老家。幼时的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被国民党关进南京的监狱中，母亲带着他去探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想念多年的父亲。当他看到父亲那一副样子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表面上对子女严酷，内心却十分疼爱儿子的父亲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啊！
　　陈松年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么幸运，去上海、北京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早些年仅在大学读过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松年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能吃苦，再加之家学的渊源,自学了不少古典东西,也很有文学修养。
　　陈松年3岁时的一天，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这一批打手突然来到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由于陈家一向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厚道，与邻居关系都很亲密。当陈家有难之时，大家都愿意相助。邻家的一妇女知道官兵在追捕陈家子弟，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真是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这时,哥哥延年的后事,还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当他们兄妹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他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他哥一眼。兄妹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还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迫害，他的后事又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那时，国民政府仍然是不让收尸，当他们兄妹二人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至于姐姐玉莹受了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松年的姐姐死时年仅28岁。
　　松年青年时代，可说是灾难频频降落在陈家。在他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他便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其中还有父亲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
　　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然后继续沿江而上，经重庆，最后到达四川江津。
　　陈松年一家在和父亲流寓江津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难。全家就靠他们夫妇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的生活。在这里陈松年尽力侍奉祖母，陪伴父亲度晚年。
　　在人们看来，陈独秀一生少“儿女情长”。而此时的陈独秀，大概是人到晚年特别怕寂寞，非常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父亲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就这样陈松年一家在这里陪伴父亲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既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除了自己直呼潘兰珍为母亲外，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也很尊重潘兰珍，平时都亲热地叫她二奶奶。
　　在江津，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去世了，紧接着父亲陈独秀1942年又在江津去世。由于战乱，松年只好把两位老人，暂时安葬在那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亲立碑，才使陈独秀的墓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困难，看在陈独秀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份上，毛泽东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自从父亲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一张照片：照片上父亲留了一撮胡须，目光炯炯，英气袭人。旁边是他的生母，父亲的原配夫人高晓岚的相片。就这样，陈松年每天陪伴着双亲的照片。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给他的人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慰藉。
　　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明节，已是年近70旬老人的陈松年，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直到他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

　　陈独秀的长孙陈长琦
　　陈独秀的长孙，也即陈松年的长子陈长琦，1947年出生，现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在世人看来，陈长琦无论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开阔，专业基础深厚的学者与行政领导干部。陈松年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次女陈长玙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幼女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

　　四子陈鹤年：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陈鹤年（1913—2000），是父亲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陈鹤年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和松年是同父异母兄弟，与妹妹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少年时的陈鹤年，就离开了母亲，去外地读书。他学过电讯，后又进入扬州高中，到高中三年级时又转学到北京。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积极投身到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之中。由于表现积极还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并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陈鹤年也成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在开展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很快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许桂馨当时也是一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陈鹤年进入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的大孩子，女儿陈祯祥出世了。因此，他们夫妇俩没有像许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投奔了北京西山游击队。在游击队里，鹤年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并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收发报人员。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
　　那时的陈鹤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早就想投身革命队伍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然而，由于父亲在党内影响的负面效应很大，1938年底，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在香港，陈鹤年先在香港的几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并担任报纸的收发工作。从那时开始,他便改名“哲民”,并经常以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鹤年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然而几经拼搏仍然是失意太多的他便再度带着全家到了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从此就定居香港。此后,陈鹤年思想消沉,与外界交往也很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此后他一直久居香港直到去世也不归，个中原因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回大陆时只有13岁，正赶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开始之际。那时的陈祯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去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为此，她痛哭了一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表现积极，不久入了团，还担任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陈祯祥每年都要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那时，特别令她兴奋的是能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一名游行队伍中的仪仗队员，向毛主席高呼万岁。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紧跟共产党，并积极向组织靠拢，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外国之嫌，基于这些，陈祯祥自然成了天生的右派分子。
　　在那极左思想潮泛滥的日子里，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看到几个孩子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吃尽了苦头。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她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即使离了婚，孩子们仍然走不出祖父陈独秀和父亲陈鹤年的阴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鹤年的女儿陈祯祥不仅个人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还连累到他的丈夫，就是她家的原因致使她的丈夫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弄得陈祯祥家破人亡。二女儿陈祯荣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向红卫兵作思想汇报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的实话，便被“造反派”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无论他在乡村里表现得如何积极，凡事总是拼命干，但每次招工，都轮不到他头上。直到20世纪末期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陈祯祺一家去香港后，他还在父亲编辑的《科学模型》月刊上发表了不少计算机方面的科普文章。
　　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也不张扬。他去世时，北京一家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会，想在他们学会期刊的“研究动态”一栏目中发表一则陈鹤年的讣告，也遭到了家人的拒绝。就这样，陈鹤年，像他父亲陈独秀一样，带着至死没有回到家里的遗憾，默默地在香港离开这个人世，走完了他77年的暗淡人生。

　　陈独秀的幼女陈子美
　　陈子美（1912—2004）是一名技术高明的妇产科医生。陈独秀的幼女，1912年生。乳名“蟢子”（一种蜘蛛名），亦作“喜子”，“洗子”。陈独秀本来有四个女儿，子美是最小的一个。其中有两个女儿早夭。长女陈玉莹，也只活了28岁，为原配夫人高晓岚所生，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少年时代的子美与比她小一岁的弟弟陈鹤年是亲密无间的伙伴。在她10余岁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父亲忙于公务，很少回家。子美和弟弟鹤年很少见到父亲。当父母感情破裂后，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离开上海，来到南京，独居在一间破草屋里。从此，子美开始了她艰难的人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子美与一个在南京银行和旅行社供职的比他大10岁的张国祥相识，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身陷囹圄之中，正被关押在南京。因此，她的婚姻全由外婆做主，其婚事也全由外婆操办。婚后,陈子美带着丈夫张国祥去看望狱中的父亲,并把张国祥的情况向父亲作了介绍,不知为什么,陈独秀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很不满意。为此父女之间还当场争了几句。陈独秀当着女婿张国祥的面斥责子美说：“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对此张国祥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38年8月,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避居四川江津,陈子美要去看望父亲时,张国祥却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拦,不让她去。
　　陈子美和张国祥有二子三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举家迁往重庆，在重庆陈子美进一步深造妇产科。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实行了大轰炸，当陈子美举家逃离重庆时，未能来得及从友人家中找回三女儿张树范，从此失散，加之逃难途中，他们的大女儿又摔断了右腿。对此，子美怨恨张国祥对子女不负责任。不久他们夫妻终于分道扬镳。陈子美便带着子女来到南京。然而张国祥却不给儿女生活费。那时一个弱女子怎能养活四个孩子？无奈之下，陈子美狠心丢下了四个儿女，独自一人闯天下。那时一个单身女子独自闯天下确实很不容易，不久陈子美不得不回到上海，在一家医院妇产科当医生。
　　大概是早年婚姻遭遇岳父陈独秀的冷淡，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张国祥不愿意在孩子们面前提及他们的外祖父陈独秀。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子美和张国祥的三个子女都在上海读书，儿子是张肇山，两个女儿是张树仪、张树德。不久张肇山和张树仪参军离开了上海。张肇山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后遭人陷害死在狱中，年仅20岁。小女儿张树德1953年初中毕业时要填履历表，表中关于社会关系一栏她不知填些什么内容，当得知这一栏很重要，并且要填外祖父时，她便去问父亲张国祥。这时张国祥不得不告诉女儿，外祖父是陈独秀。女儿一听到“陈独秀”三个字，便不解地问父亲是不是历史书中所讲的那个陈独秀？张国祥半天一言不发，其后才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子美也一直不在孩子们面前提及他们的外祖父陈独秀，其中原因也不得而知。1956年，小女儿张树德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山东大学，上学之前，母亲陈子美才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的外祖父陈独秀的，另一张是她四舅陈鹤年夫妇和三个子女的全家福合影照。这时张树德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外孙女。十年浩劫中，陈子美由于父亲的原因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揪斗或强迫写反省，在被逼走投无路之际，大概是生的欲望激起她逃生的决心，那时已年届六旬的陈子美，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来到深圳大鹏湾，用她卖了首饰的钱和所有的积蓄请人将她捆绑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汽油桶上，便开始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大风大浪，在海上漂流了十个多小时，终于偷渡到了香港。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的女儿就消逝在茫茫人海之中，杳无音讯。30年后，即1997年，陈子美公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露面了。原来偷渡香港一事，陈子美酝酿很久。据说她用近8年的时间在训练自己与后夫的两个孩子游泳时，自己也学会了游泳，在她先期安排她的小儿偷渡成功后，自己也下了这个决心。
　　陈子美早年和张国祥离婚后，在上海当妇科医生期间，又与在浦东开推土机的李焕照结婚，并生了两个儿子。
　　陈子美到香港没有停留多长的时间，就去了加拿大华人社区，在华人医院中当产科医生，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后，自己私人开了一家医院。由于医道高明，医风纯正，陈子美所开的医院很受那里华人的欢迎。
　　1975年，陈子美又从加拿大去了美国纽约，在那里定居下来后，又为自己结婚后与李焕照所生的小儿子申办了居留美国的合法身份。1982年，陈子美在纽约的皇后区的雷哥公园买了一套公寓，从此就一直住在这里。
　　晚年的陈子美患有呼吸道疾病。2004年2月25日，陈子美的病情突然加重，便被送到皇后区的圣约翰医院，4月14日下午便离开了人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享年93岁。

　　外孙女吴孟华：一生的期盼
　　吴孟华（1932—   ），河南沁阳师范学校的离休教师。1932年，她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她的奶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大姐，按照安庆的称呼，吴孟华应该叫陈独秀老舅爷。
　　吴孟华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又有文化，入伍后编入解放军三野兵团的文工团，成了一名部队的文艺战士。在部队这个革命熔炉里,吴孟华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那时她的足迹和歌声遍及三野的每一个营地。她出色的女高声独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她演唱的《王大妈要和平》、《苗家歌唱毛主席》、《藏胞歌唱解放军》等也成了战士们喜欢的歌曲,因而被战士们誉为“小百灵”。1952年5月，吴孟华荣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授予的“优秀歌手”的光荣称号,并荣记一等功。由于身体不好,吴孟华1952年就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到福州市工作。经人介绍，她与在福建省检察院工作的上官成祯结了婚。
　　正当她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顺时，由于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舅爷陈独秀的亲缘关系，被划为右派分子，丈夫上官成祯也受到株连，从局机关下放到基层施工队当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吴孟华又被划成“反革命分子”，丈夫被打成“走资派”，夫妻二人还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子上游街行。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上官成祯调任博爱县委书记，吴孟华摘掉右派帽子，调任县文化馆馆长，其后，调任沁阳师范学校任工会主席。吴孟华重新焕发了青春,她作曲的《布谷鸟飞回来了》，多次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在港台地区也生产了不小的影响。1988年，吴孟华被吸收为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