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王维与佛教。

嘉壹书斋

　　在中国诗史上，王维以“诗佛”著称。在他生前，友人就评论他“当代诗匠，又精禅理”。 “似禅”、 “入禅”乃是后人评论他的诗的话头。在盛唐繁荣的诗坛上，王维诗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而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对当时及后代都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他本人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其创作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着密切关系，佛与禅对他的影响也就是研究他的为人与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事实上他的成就确实表现出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
　　王维的少年时代，正是“东山法门”在中原兴盛、广为流行的时期。他生长在与这新兴宗派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其母崔氏， “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普寂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上溯三十年当中宗景龙三年(709)。神秀是神龙二年(706)去世的，以后普寂代领其众。就是说普寂开法伊始，崔氏即为信徒，当时王维只有几岁。王维开元九年(721)及进土第，受到诸王附马、豪右贵势的器重， “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而岐王李范正是神秀门徒。当时官僚文人圈子正普遍热衷于新流行的“东山法门”禅法。王维的友人中多有和这一派禅师有紧密关系的，如韦陟、房I宫均对神秀弟子义福“常所信重”；而裴迪、崔兴宗更是与他一起习禅的人。王维的胞弟王缙以佞佛著称，他早年“官登封，因学于大照”，与大照普寂弟子广德“素为知友”；广德弟子昙真，死后谥大证禅师，王缙为制碑；大证弟子正顺， “视缙犹父”，这样普寂以下师弟子四人与他都有密切关系。
　　王维热心于习禅，与他个人的遭际和个性都有关系。他生逢“开元之治”，和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有志于以自己的政能文才效力于当世。这种豪情壮志，在他早年写的那些踔厉风发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但他仕途上不很顺利，特别是对他有拔擢知遇之恩的著名贤相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罢相，给他很大打击。他“中岁颇好道”(<终南别业》， 《集)三)，四十多岁后更热衷习佛参禅。他表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 <集)十四)，到“空门”去寻求寄托。他性格又较软弱，不那么坚定地执着于原则，后毕生选择了亦官亦隐的道路。他取号“摩诘”，显然是表示对维摩诘居土的敬仰的。他使用这个称呼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像维摩诘那样“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混迹世俗而心证佛理正是他所期望的。维摩诘也为他的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而维摩诘的榜样又正是禅宗所经常引为典范的。王维的这种人生态度给后来的文人士大夫以很大影响。王维中年后的政治态度倾向消极，这与他热衷佛教有直接关系；但禅宗思想和山居生活却开拓了他诗歌创作的新境界。
　　总观王维与佛教的关系，他也礼佛、斋僧，还有施庄为寺等佞佛的行动，更写过不少赞佛(<赞佛文)， <集)二十)、赞观音(<绣如意轮像赞)， <集)二十)、赞净土(<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附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 <集)二十)之类的迷信文字。这表明他对檀施供养、轮回报应的佛教也有信仰。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民众中供佛祈福的活动广泛流行，文人自然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并写些有关的文字。然而就王维来说，这一类宗教行为尽管看起来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影响他的思想与创作的主要还是新兴起的禅宗。后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作用到了他的意识深处，赋予他的创作以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的诗中也说到“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山中寄诸弟妹)， <集)十三)。他所结交的许多是后来所谓“禅门”中人。从下述他与神会的关系看，他与这些人相交游固然是沿袭了六朝文人交友方外的风习，但他更热衷于对佛教中这一新思潮的探求，从而使他对于禅宗的新的教义不断加深理解。他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南宗”的浓厚兴趣正表明了这一点。
　　王维写有<为舜阁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集)十七)，是为唐肃宗题写神秀、普寂塔额而作，文中有“御札赐书，足报本师之德”等语，则舜阔黎为普寂弟子。王维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集)二十四)，碑主净觉，即上章一再引述的<楞伽师资记)作者，神秀弟子玄赜门人。王维在其中写到他“无量义处，如来之禅，皆同目论，谁契心传”，即指他对于宣传楞伽传宗的功绩；又指出他“经典深宗，毫厘剖析”，则表明王维自己对他的著作、思想是很熟悉的。王维有(过福禅师兰若>诗，有可能是神秀门人义福或惠福，二人在开元年间都活跃一时，文人官僚对他们群趋影附，王维必定与他们有所接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维与神会的长期交往。神会在开元二十年于河南滑台竖宗旨之后，即以南阳为中心进行他的广泛的传宗活动，声誉渐隆。 <神会录)中记载了王维在南阳临湍驿向神会问法一段，称王维为侍御史。王维曾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是在开元末年；途中经过南阳遇神会，与神会行迹正相符合。他后来受神会所托作<能禅师碑)，如上章所考应在天宝末年。可知二人关系的密切长远。 <神会录)中的一段记载充分展示了王维接触到神会的新的禅思想时那种赞许态度和求知渴望：
　　门人刘相倩云，于南阳郡见待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和尚及同寺慧澄禅师语经数日。王侍御问：和尚若为修道得解脱?
　　和尚答：众生本自心净，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王侍御惊愕云： “大奇。曾闻诸大德言说，诸大德皆未有作此说法者。”乃谓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 “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寇公云：此二大德见解不同。
　　王侍御问和尚：何故不同?……
　　下面，神会讲了定慧等的道理，已见前章；我们从这一段可以也看到当时士大夫热烈探讨新禅法的情形。王维正是在努力探讨中多有心得的人。而他与神会则一见相契，宣称“南阳郡有好大德”，成了神会的热情支持者。从他后来写的<能禅师碑)看，他对早期南宗禅的理解确实是有相当深度的。王维有一篇(送衡岳瑗公南归诗序)(<集)十九)，作于天宝癸已即十二载(752)，其中说到“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 “曹溪学者”当然指南宗弟子。同时有诗<同崔兴公送瑗公)(<集)八)，结句说“一施传心法，惟将戒定还”。而崔兴宗原诗则说“南归见长老，且为说心胸”。可知“曹溪学者”实指一“长老”。而此“长老”应即是神会。据宗密<圆觉经大疏钞)三之下，神会于“天宝十二载，被谮聚众，敕黜弋阳群，又移武当郡…”。 “弋阳”是汉县名，三国魏置郡，唐为定城县，属光州，在蔡州节度使管下；又汉有“慎阳县”，唐为真阳县，属蔡州，亦为蔡州节度使管下。王<序)中的“滇阳”为“慎阳”之讹，所以瑗公南德顺访的正是在蔡州的神会，则瑗公也是南宗门徒。附带提示一下，王维的绘画中也有以弘忍、慧能为主题的。沈括记载说：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知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北宋距王维时代不太远，这幅画很可能是真迹。王维如已把慧能形象入画，更可知他对南宗的企慕之深。
　　从以上情形看，王维与当时南、北宗人都有密切接触，而与神会的交往使他接触到禅思想的最新潮流，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与王维结交的还有不少派系不明的人。有金陵钟山元崇，在“安史之乱”后， “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元崇得法璿禅师，即王维(谒踏上人)诗中的踏上人。王维在该诗序中说“上人外人内天，不定不乱，舍法而渊泊，无心而云动”，可知是传习新禅法的。王维<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 <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的道光，得法于五台山宝鉴禅师，法系不可确考。 (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邱兰若)中的乘如是律僧， <全唐文)中存文一篇；(嵩山石刻集记)有<会善寺戒坛碑)，系大历二年乘如请允抽东都白马等寺七人赴戒坛洒扫讲律，具表称谢，帝手敕答之，因立碑会善寺。 <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并序)中的昙壁上人与王维同宗，参与雅集的有王昌龄、王缙、裴迪等人。又有道一、感化寺昙兴、青龙寺操禅师等，均不祥所出。
　　(摘自《禅思与诗情》孙昌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