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

天柱山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地开展了富有特色且成效显著的社会教育，对发动广大民众抗战救国，巩固边区政权，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社会教育是直接面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其主要对象是不脱离生产的成人。这是一种社会的大学校，也是一种长期的大学校。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地开展了富有特色且成效显著的社会教育，为广大民众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也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社会教育的原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广大民众进行社会教育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根据边区的现实情况作出的战略选择。
　　1.消灭文盲，提高民众抗战知识能力
　　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 万人口中有100 多万文盲，旧的小学不过120 所，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儿童失学率达 95％以上，能够上学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子弟。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如在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1]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是陕甘宁边区一切工作的中心。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2]。没有广大农民的觉悟和积极参加，就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不懂得政治，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必须施以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然而，边区的劳苦大众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只有“乞讨之乡风，而无求学之村俗”，“土地革命前实行强迫教育，学龄儿童不入学者处五元罚金。但最多数的家庭，愿缴罚金，不愿使儿童入学……革命时期农民怕儿子识字而变成公家人，使家庭减一生产者，所以受教育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非强迫就学不可。人民对于教育毫无权利，只有义务，于是旧识教育就名为义务教育。贫苦的农民靠儿童帮助生产，所以愿缴五元罚金，以免除受教育的义务”[3]。由于文盲众多，文化落后，必然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的革命热情。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党的社会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扫盲。
　　2.破除封建迷信，提高民众政治觉悟
　　文化教育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思想愚昧和保守。愚昧和保守势必促使他们在遇到困境时转而信奉巫神等封建迷信活动。同时，反动统治者又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进一步愚弄人民。“边区人民从旧社会承继过来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其所承继过来的文化遗产则更为落后，封建文化残余还在多数人民的脑子里存在者”[4]。据统计，全边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远多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数，致使边区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5]。这种情形，与边区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不相称，并且对其继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动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基，实行了民主政治，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民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忱。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边区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来说，封建迷信在某种程度上还占统治地位。如在生产方式上，因循守旧，习惯于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习惯于靠天吃饭；在生活方式上，信赖神灵，相信命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烧香拜佛、求神问卦之中，使一些牛鬼蛇神到处横行，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据统计，仅延安县的59个巫神在11年里，直接致死人命279 人，因巫神耽误生命的有779人[6]。旧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长期束缚着边区民众，影响他们的生活，贻害无穷。因此，也必须通过教育来增强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克服封建迷信影响，提高民众科学意识。

　　二、社会教育的内容
　　1937年秋，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事业，提出了“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政府根据抗战的形势，确定了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对象、任务、内容和形式。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又针对边区民众居住分散的特点，规定成立了包括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众教育馆等六种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7]。为了规范社会教育，鼓励和促进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模范夜校半日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识字检阅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使边区的社会教育蓬勃开展起来。
　　社会教育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知识训练。一是识字教育。识字教育最普遍的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冬学、小先生制、岗位教育等。民众学校目的在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教育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男女老少各阶层的群众；修业期限有的三四个月即发给毕业证书，有的没有固定期限。对广大农民来说，冬学是杜会教育的最主要形式。冬学的识字课“至少占全课程五分之二”,识字课主要是以边区教育厅编印的识字课本为教材，识字课本是依据抗战建国的理论，配合边区的实际编写而成的。小先生制作为当时补救教师缺乏的方法之一，是指在小学校指定或由学生推举小先生，然后分头各自组织传习处，对那些一般无法受教育的群众授以基本文化知识。其活动分集体与个别两种，集体的是在民众学校或夜校里面担任教师或副教师，个别活动则为到各个家庭去教导不识字的人识字，或者将他们组织起来集中进行识字教育。另外边区还实行岗位教育，即在村口设立识字牌和问答牌，每天由小学教员写好，并教给站岗的人，经过的人必须问他，答对的准许走过去，答不对的由站岗人教会才放行。二是政治教育。其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增强民族意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主要包括举行时事讨论、救亡演讲、学习国防歌曲、表演国防戏剧、出版墙报、介绍抗战形势、灌输民族意识和救亡知识。在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各地民众捐书捐款，成立民众教育馆等组织，通过向民众借阅书报、出版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42年，党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各地民教馆纷纷出版墙报，及时宣传整风文件和生产条例，报道当地的整风和生产消息。另外，民教馆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众文化活动，以唤醒人民觉悟，增强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心。1937年，日寇入侵华北，国难当头，党的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是陇东民众当时对这一方针还不大理解，说什么“敌人离庆阳远着哩，来不了”。针对这种情况，庆阳县民教馆赶排了《爱中华》、《不当亡国奴》、《送郎参军》等剧目在当地巡回演出。一次，剧团在庆城上演《爱中华》时，不少群众当场高呼“还我国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不少热血男儿深受鼓舞而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屡次制造磨擦事件、破坏抗日根据地的事实，庆阳县民教馆多次在庆城举行时事演讲，教育和团结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些活动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唤醒人民觉悟，促进抗日救国和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军事技能训练。主要包括男子参加自卫军训练、军事管理；妇女学会简单的医药常识；灌输军事常识；练习防卫技术，如逃避、防空、防毒等方法；战时工作训练，如构筑战壕、救护慰劳、交通运输、侦探敌情等[8]。通过训练，使边区民众一方面掌握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本领，同时又获得了必要的生存自救能力。
　　3.生活训练。主要学习和掌握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必须的简单常识和农业生产知识，如纺线织布、棉花的种植和管理、烟筒和厕所的修建以及育婴和必要的卫生常识。这种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在集团生活中训练民众的纪律，使其参加救亡活动，能为大众服务”[9]。

　　三、社会教育的效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使民众普遍接受了一次文化教育和民族意识教育的洗礼，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变革。
　　首先，实施全面的抗战教育，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
　　对广大民众实施抗战教育，一直是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通过社会教育，使一些政治术语、词汇在普通民众的日常会话中频频出现，也使广大学员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理论，有利于促成抗战的紧急动员工作。延安市一个商店的小伙计在向别人谈到延安民众的政治水准的问题时说：“外面许多中学毕业的人不如我们延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哩!”并举例说：“去年，我有一位老乡来考抗大(这位伙计是河南人，到延安开店十余年了)，他是河南某中学毕业的，但是他连正义战和非正义战都弄不清楚。”[10]
　　其次，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准。
　　通过社会教育，使许多人由不识字到识字，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能够读书看报。据1944年统计，三边分区37个冬学有学员571人，能识500—1000字的有129人，其中40人识字在一千以上。在571个学员中，94人会写简单句子，146人能写便条，79人会珠算加减法，99人能记帐，135人能写对子，71人会珠算乘除法，40人能看《群众报》；19个夜校有学员143人，平均每人识字358个；12个识字组有96人，每人平均识字562个。盐池县城区二乡的深井村识字组234人，最多认字430个，最少40多个，大部分认字150个以上。子洲县苗区五乡小苗家沟村，有29户人家，原来只有3人识字，经过识字运动，“已经变成一个文化村了”[11]。
　　最后，解放了妇女、普及了卫生知识，对当地风俗和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西北地区，广大妇女长期游离于文化教育之外。边区各级政府积极动员、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教育，使她们走出家门，走进课堂，享受到与男人同等的权利。1941年，赤水县共办冬学7处，其中妇女冬学占4处；全县141名学员，女学员有77名，高达55%。延安市桥儿沟的女学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有部分能替丈夫记帐者”[12]。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唤起了广大妇女的参政议政意识，全边区有 63％的妇女参加了民主选举，在延安更是达到85%。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破天荒地出现了7位女议员的身影，占全部议员的4.3%，安塞的县长韶清华就是一位女性。
　　针对边区封建迷信横行的状况，社会教育对妇女学员除教识字外，还有计划地向她们传授妇婴卫生知识。镇原县刘家城妇女冬学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曾确定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的方针。该冬学请人画了6幅新法接生的挂图，教妇女做月经带，推广新法接生及婴儿护理。本村刘家汉的媳妇，用新法接生，到满月时“大人娃娃长的胖胖的”，带动了其他孕妇使用新法接生。同时，该村逐渐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大人小孩勤洗脸，不给病人、儿童喝生水，勤打扫院子，使整个村子面貌一新。

　　四、社会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尽管有的是当时当地的具体经验，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研究和总结这些宝贵经验，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制定的教育方针，主要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提倡国防教育，建立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教育政策，是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个总方针出发的。1938年l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边区的教育从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制度和教育组织形式等各方面，都无不贯彻了教育服从革命战争这一宗旨。
　　2.实施弹性的学习制度
　　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正规教育的性质，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式、方法具有较强的弹性。在课程的设置上，政府强调既要适应于不同的生产单位，也要适应于不同的生产者，保持适当的伸缩；在教学内容上，教育厅根据“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结合当前工作需要和各地群众实际来编写教材；在组织形式上，充分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采取集中与分散、经常性与突击性的形式进行学习；在教学方法上，上级要求联系各自实际，并密切配合边区社会的其它组织以开展学习。总之，由于它采取了灵活的弹性教育机制，边区上自70多岁的老翁，下至5岁幼童，普遍接受了文化教育，其覆盖面之大，前所未有。
　　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教育政策的出台、实施均离不开所处社会的经济基础。当时，陕甘宁边区面临的最紧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发展生产比学习文化更为重要。“假如民众的生活没有得到解决,民众照旧没有土地耕,没有工作做,一家人不得温饱,民众能否脱离劳动,彻底的利用冬闲来正式读书呢?我们说,那也是不可能的。”[13] 因此，边区社会教育的工作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首先表现在教学组织对生产时间的适应与调试，采取“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方针；其次表现在学习内容与生产的结合。如对“放牛娃，开始教‘放牛’,再教‘放八个牛’；卖面粉的，教‘年月日,石斗升合,斤两’等，再教记账；卖零食的，教‘梨、枣、核桃、芝麻糖’等。”由于该教育机制不耽误群众的生产且学习内容较为实用, 因而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 。         

　　注释：
　　[1][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政会文献汇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26、214.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6.
　　[3]徐特立.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322.
　　[5]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回顾[A].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回忆录卷)[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1990：64.
　　[6]刘汉水.边区文教工作的阵容[N].解放日报，1944-1-6.
　　[7][8][9][1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册）[M].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l981：98、47、52、193.
　　[10]毕凯.新延安的民众教育[N].新华日报，1940 –3-3.
　　[12]桥儿沟女冬学生部分可助丈夫记帐[N].解放日报，1943-1-28.
　　[13]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N].新华日报，1940-1-12.
　　此文刊发在《传承》2010年第1期】
　　(刘庆礼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