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伪政权。

天柱山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在日寇的诱迫下，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卖国求荣，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
　　本文就介绍这几个伪政府。
　　一、汪伪南京国民政府。
　　二、伪满洲国政府。
　　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五、蒙古军政政府。
　　六、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汪伪南京国民政府（1940.03.30-1945.08.15）
　　南京汪伪政权成立于1940年3月，全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
这一伪政权的建立经历了1年零3个月的酝酿过程。1938年底汪精卫叛逃河内，发出公开“降日”的“艳电”，此后汪精卫就加紧筹建。1939年5月底，汪精卫等去日本拜见日本首相，得到了日本政府的保证。8月底，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所谓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第6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政纲》，发表了宣言。再次承认与日本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1939年底，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日汪协定》。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既成事实之存在”。协定的附件具体规定了所谓“日支新关系”的原则及调整要项：第一，“承认满洲帝国”。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等方面有自主权。蒙疆亦属“强度结合地带”，有广泛的自治权。扬子江下游地域，为日、支经济上强度结合地带。日本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有“特殊地位”。第二，日本得在“华北及蒙疆之要地”、“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陆海军。并对驻兵地域内之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保留其军事上之要求及监督权”。第三，华北、蒙疆及其他地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对沦陷区的财政、经济、交通、农业、贸易及海关等，日本将以“援助”的方式加以控制。第四，日本以配置顾问职员等方式控制汪政权。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者除汪派代表外，还有伪临时、维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及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决定伪政权用“国民政府”名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王克敏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汪伪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统有“华北政务委员会”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事实上仅直辖江苏、淮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及南京、上海、汉口、厦门等特别市，且除了江苏、淮海、安徽三省形势较为完整外，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县。11中旬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承认汪伪政府。30日由阿部和汪精卫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同时由日、汪和伪满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就是把日汪之间的秘密协定改为正式条约，它的内容远远超过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汪伪政权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因此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无耻地充当了日本的帮凶，对本国人民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了残酷的物资掠夺，统治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旋命外交部照会各国，要求各国不要承认。1940年12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明，日汪非法签订的条约全然无效。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也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殉葬品。
　　伪满洲国（1932.3----1945.8）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苦难与辛酸。　　
　　日本人炮制伪满洲国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27年6月，时任首相的田中就在起草的《田中奏折》中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1年4月，日本参谋部曾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第一阶段，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第三阶段，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些方案的宗旨是：第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第二，一手统一满蒙。第三，表面上由中国统治，但实权要掌握在日方手中。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以“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清朝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粉墨登场，就任“执政”，年号大同，定都长春，改称“新京”。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使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借此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
　　首先，对中国东北划小省份、分而治之，对地方政权机构多次进行改组。1934年10月，将辽、吉、黑、热（河）4省划为10省，又将内蒙兴　　安省的4个分省，提升为兴安西、南、东、北四省，总计14个省。1937年后，再置东安、北安、四平省等，增至19省1个特别市。
其次，采取“内部统辖”手段，在伪皇帝身边安插眼线，监视溥仪。任命日本人担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控制伪国务院的一切活动。推行“次长制”，由日本人担任各部副职，掌握实权。
　　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主宰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在它的操纵下，一系列残害东北人民的法西斯法律相继出笼，并推行到东北各地，长春市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8日凌晨，溥仪在日本人起草的“退位诏书” 上签字，宣布退位，存在了近14年的傀儡小朝廷可耻地覆亡了。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日军武装侵占东北后，即把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亦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从把宋哲元下手，岂料宋不愿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落空了，于是就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
　　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密谋策划“冀东独立”，土肥原等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纵容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7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便开始着手在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1937年7月，在北平成立了以北洋军阀余孽、汉奸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以直系军阀、政客、汉奸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10月，以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伪“政府筹备处”成员。12月13日，南京陷落。翌日，华北伪组织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以王克敏、王捐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北洋遗老为代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粉墨登场。
　　伪政权标榜“三权分立”，责任内阁设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分掌行政、立法、司法权。下设6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伪政府采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同时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要“绝对排除共C主Y，发扬东亚道义”。
　　伪政权以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北京为“首都”，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沦陷区和平、津两市。
　　伪“临时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与之签订了《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用所谓“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
　　伪政府出笼后，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卖国阵营之内。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先与之合并，冀东二十二县编入河北省内，济南、青岛两地的“维持会”，“冀南地区治安联合维持会”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继与其同流合污。
　　1938年4月，日本政府派行政、法制和军事高级顾问3名常驻“临时政府”，并派辅佐官15人分驻各部。“临时政府”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及人事调动，完全操控在日本人手中。5月，王克敏去东京，与日本商定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中介机构，作为统一的伪政权成立前的过渡。9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派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委员，“维新政府”派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为委员，以王克敏为主席。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这个卖国的傀儡政权灭亡。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伪临时政府之后，由日本“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的一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就在日军为寻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双方一拍即合，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的历史关系，被日本认为是“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
　　伪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它的所有“政务”，都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
　　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建立“中华联合通讯社”，作为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这个伪政权的宗旨是：“反对共C主Y，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之际，伪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权。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10.27-1945.08.15）
　　该伪政府是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傀儡卖国政权。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在德王的配合下，1937年8月攻占张家口，成立了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治安维持会为基础，又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937年10月28日，在日本的授意下，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召开，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方面指定云王（未出席会议）为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为副主席。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陶克陶、吉尔嘎郎、王宗洛分任部长。吴鹤龄任参议会参议长。为便于对察、绥、晋北统一实行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于11月指使蒙、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派代表，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金井章二任代理总务委员长兼最高顾问，凌驾于三伪政权之上。1939年9月，日本不顾德王的反对，将三个伪政权正式合并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察南、晋北伪政权首脑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二仍为最高顾问。参议长、蒙古军总司令仍分别为吴鹤龄、李守信。政务院长为卓特巴扎普（后由吴鹤龄继任），补英达赉、松津旺楚克等分任最高法院院长、民政部部长等职。原察南、晋北辖区改为与盟平行的政厅。同时，仍然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将政权旗帜改为红蓝黄白四色七条旗，红色居中象征日本，取“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之意，进一步显露了伪政权的傀儡性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下辖察哈尔（不含察南）、绥远二省日本占领区。德王将归绥县城恢复蒙古旧称，汉文写作呼和豪特，作为政府驻地。又将原归化城土默特旗和察右四旗地域各旗县合并新设巴彦塔拉盟。各盟统一设立盟公署，正式建成一级地方行政建制。行政区域调整以后，伪政权下辖锡林郭勒、察哈尔、伊克昭（实只占一小部分）、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五盟和包头、厚和豪特二市。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均须经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批准。军政机构之外，蒙疆各地还普遍设立警、宪、特组织，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在经济方面，蒙疆地区的金融、交通运输、邮电、资源开发和土畜产贸易等命脉，均由日资公司垄断经营，实行疯狂的搜刮掠夺。在文化教育方面，则极力灌输亲日意识，推行民族分化政策，蒙古族学校只准学习日文、蒙文，不准学习汉语文等等。
　　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日本又指使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协议，蒙疆承认汪伪为继承“正统”的新中央政府，汪伪承认伪蒙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垮台。
　　蒙古军政府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他，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德王取代锡盟盟长索王之职，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因此左右逢源。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关东军相继攻占热河、察东多伦。德王决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欲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后，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德王的“独立建国”梦想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而关东军则，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加紧对德王的策动。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国”事宜。  
　　国民政府为防止西蒙被德王裹挟而去，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誓，“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德王协助关东军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本欲乘胜追击，然突发“西安事变”，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遂告终结。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1937年12月5日，汉奸苏锡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东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苏锡文任临时市长，挂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
1938年4月28日，经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为“上海市政督办”，苏锡文任上海市政督办，改悬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东迁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长。
　　1940 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0月9日，傅宗耀死后，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陈公博、周佛海先后继任。
日本投降后，随汪伪政权的灭亡而灭亡。
　　伪广东省政府
　　日军侵占广州后，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政权。
　　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 ，由汉奸彭东原任会长，吕春荣任副会长。
　　1939年11月18日，彭东原宣布撤销维持会，并于20日成立伪广州市公署，自任市长。
　　1940年4月23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伪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公博兼任，陈耀祖代理（兼任建设厅长和保安司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伪政权亦随之灭亡。
　　除此之外，抗战时期存在的罕见傀儡卖国政府还有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伪河北省政府、伪山西省公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