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牍》之民俗文化解读。

天柱山

　　中文提要：晚清新政时期进行的调查，曾留下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史料。其中，徽州知府刘汝骥的《陶甓公牍》，管见所及，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系统、详尽的一种文献，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鉴于以往对晚清徽州社会的研究，一向是“徽州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陶甓公牍》一书迄今尚未为学界所利用。本文即以该书为基本史料，结合实地考察及新近发现的多种徽州文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透视晚清徽州的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
　　一、刘汝骥与《陶甓公牍》
　　1997年12月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官箴书集成》第10册中，收有《陶甓公牍》12卷。该书系宣统辛亥（即宣统三年，1911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作者为“新安守静海刘汝骥”，“新安守”即徽州知府。关于“静海刘汝骥”的生平，周骏富辑录的《清代传记丛刊》中，仅见有一处简略的小传：
　　刘汝骥，字仲良，号李青，直隶静海人，散馆，授编修，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
　　“直隶静海”即今天津市静海县。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光绪朝》中，对于他的仕宦生平，则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刘汝骥，现年四十岁，系直隶静海县人。光绪己丑恩科举人，乙未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散馆，授职编修。二十九年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是年考取御史，奉旨记名。三十年补江西道监察御史，署江南道监察御史。三十一年十二月，截取知府。三十二年二月，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用。四月，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署山东道监察御史。七月，署河南道监察御史。十月，署湖广道监察御史。十二月，掌辽沈道监察御史。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奉旨补授安徽徽州府知府。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刘汝骥为科举出身，有着长期的从政经验，此其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任徽州知府时，刘汝骥正是年富力强的壮年时代。这使得他能有充沛的精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其二。另外，《陶甓公牍》之命名，似乎也相当耐人寻味。“甓”即砖。《晋书·陶侃传》曰：“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陶侃是东晋广州刺史，以勤慎吏职而名垂青史。刘汝骥以“陶甓公牍”命名，想来即与此一典故有关。倘若此种推测不误，则颇可反映刘汝骥出仕为官的志向。
　　刘汝骥在徽州以“循良”的形象出现，致力于教化民众的诸多工作。譬如，中国传统社会极为流行的缠足，至清末在全国的不少地区都已受到了冲击。但在徽州，此种陋俗仍然相当盛行。不缠足的女子，往往被周围的人看成是下等贱户，故而一般人家的女童往往都是裹成三寸金莲。尽管知府手撰告示，并饬令乡绅学界随时演说宣传，但受到感悟的人家，却不过十之二三。 为此，刘汝骥又专门颁布《劝禁缠足示》，指出：自己赴任徽州以来，沿途考察，“闻祁（门）、黟（县）之俗，同巷相从夜绩，一月得四十五日，此风至今未改。歙、休之俗，居乡者数月不见鱼肉，其荆布裙钗，提瓮而汲、烧笋而饷者比比也，未尝不叹其风俗之美、田家之苦。独缠足一事，尚狃于积习，而不悟其非，甚至三五岁垂髫稚女，无不足曲拳而行跛倚者，本府恻然悯之”。 有鉴于此，他现身说法，叙说自己3个女儿均未缠足。其中，长女任四川女学堂总教习，组织怀新学社，成就人才无数，以此证明解除缠足之益处。 又如，刘汝骥看到：江南风气素有佞神媚佛之风，“或舁一木偶出巡，名曰赛会；或悬一画容供养，名曰建醮。遇有丧祭周诞等事，则穷奢极欲，虽破产亦所不恤。掷脂膏于虚牝，乞冥福于刍灵，耗财废事，莫此为甚”。此种风气，徽州也不例外。而且，不仅是在民间，连官府也概莫能外。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俗称三元会。其中的中元会，一向在府署宜门外，招集僧道多人设坛诵经。刘汝骥到任后，便发布了《破除迷信示》，宣布废止此种陋例。 他还在《禁演淫戏示》中开列戏目，传谕当地各戏班不准再行上演“淫戏”。
　　刘汝骥出任徽州知府的年代，正是清朝政府推行“光宣新政”的时期。光宣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推行地方自治。 从《陶甓公牍》卷首所列《丙午召见恭记》和《丁未召见恭记》中可以看出，刘汝骥似乎颇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与后者曾多次论及中外形势、新政和立宪的诸多问题，并于出任徽州知府之后，就在当地认真推行新政的诸多措施。
　　相对于全国来说，徽州是当时全国推行新政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1909年，宪政编查馆奏准将编订商法作为当年的筹备事宜，派法律馆纂修朱汝珍调查各省商事习惯。而徽州府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其成果对于今天研究徽州的民俗文化和社会变迁，弥足珍贵。
　　刘汝骥在徽州的调查，其具体做法是先设立统计处，委派一府六县内“学识兼优，热心公益”的士绅组织成“统计学会”，分任调查。让他们将各种法制事项分民情、风俗和绅士办事习惯等类撰说，并经刘汝骥本人汇核编订。 刘汝骥对于此次调查极为重视，《陶甓公牍》中留有他与各县乡绅的诸多往返信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从政态度。如他在《复婺（源）绅李冬华》一信中指出：
　　法制一科，请即先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三习惯，逐条撰说寄府，以便编纂，愈确切愈好。披阅各县报告，多有敷衍缴卷者，此非实事求是意也！
　　由于各县的调查出自众手，彼此的认真程度不同，故而史料的详略及其价值也颇有差异。其中，以绩溪县的调查最为详尽。对此，刘汝骥在《绩溪县职贡生曹作朋禀批》中就曾指出：徽州各县统计处的成立，以绩溪县为最早，调查报告也以该县乡绅最先提出。刘汝骥在察阅法制三册（附风俗表一册）后发现，绩溪县的调查报告“详明精覈，切实不浮”，统计表也大致不差。只有农田表似乎是根据官册照抄，“稍欠精核”。他认为，由此可见绩溪乡绅“办事实心，确有见地，迥非率尔操觚、敷衍塞责者所能望其肩背”。 相形之下，黟县的调查所提供之资料最为简略，而且，多有抄自前代方志者， 这大概便是刘汝骥所谓的“敷衍塞责者”吧。不过，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徽州府的此次调查，主要是通过当地士绅，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调查有着固定的格式，形成的报告内容也就颇为详赡、可靠。笔者以为，这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详尽的一种文献，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光宣新政”举办地方自治，对各地民事、商事习惯的调查，目的是为了找到改革或改良的切入点。 而作为宗族社会的徽州，似乎为此种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标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祁门知县夏曾佑曾提及当时的一种说法：“祁门者以族制为俗者也，是故为治易，为不治亦易。” 所谓为“治易”，是指宗族社会本身即具有地方自治的某种特征。无独有偶，《陶甓公牍》卷十二亦曾指出：祁门一带聚族而居，恪守朱子家礼遗规，注重宗族制度，“遗书祭器，灿然备陈”。大凡婚姻丧祭，都分别各类子目，著录于祠规之中。其他的如客民种植山场，也都议立规约；商民赁租店产，则恪守规条，“似有自治之规则焉”。 因此，刘汝骥在《黟县胡令汝霖禀批》中，也流露出利用徽州现有的宗族社会推行地方自治的念头。他指出：
　　呜呼！宗法之不讲也久矣。自井田既废以来，其无常业无常居者，举目皆是，或至比邻不相识。独我徽之民聚族而居，家有祠，宗有谱，其乡社名目，多沿袭晋唐宋之旧称，此海内所独也，今稍稍陵夷矣。强宗豪族，或时有结党纠讼之事，然不数见也。乾隆中叶，江西巡抚辅德致有毁祠追谱之疏，此可谓因噎而废食。就徽言徽，因势而利导之，此其时也。由一族而推广之各族，公举贵且贤者以为族正，由地方官照会札付以责成之，户口以告，田谷以告，学童及学龄而不入学者以告，好讼好赌及非理之行为以告，一切争讼械斗之事，固可消弭于无形。即保甲、社仓、团练各善政，皆可由此逐渐施行。地方自治，此其初哉！
　　为了更好地了解徽州社会，刘汝骥曾到徽州民间察访， 做过一些调查。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晚清徽州宗族社会下的民众生活和民俗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绝佳史料。
　　二、《陶甓公牍》所见晚清徽州人群之特征
　　《陶甓公牍》中有关各县风俗之习惯调查中，均列有“服饰”、“饮食”、“居处”以及“食用好尚之方针”等门类，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徽州一府六县的民风以及日常生活和风俗习尚。
　　（一）徽州民风
　　徽州是个地处低山丘陵地区的山村社会，交通不便，人文环境相对比较闭塞，故而许多惯习根深蒂固。宣统元年（1909年）歙县绅士鲍鸿曾叙及当地人群的性格：“歙民尚气好胜，遇拂意事，短见轻生者，间亦有之。” 这种“尚气好胜”之风由来已久，其突出表现反映在徽州人的健讼方面：
　　绩（溪）之民情素非刁健，谚有云“横打官司直耕田”，即此可见世风之变。口角微嫌本民事也，而架为刑事。钱土细故可遵断也，而故违判断。甚至一诉讼事也，有数个目的物之请求；一原被告也，有多数连带人之牵涉。呈词则支离闪烁，传审则躲避宕延。其实由讼棍吏胥，百端煽惑。当事人既隳术中，每有欲罢不能之叹。
　　绩溪是徽州一府六县中较为质朴的县份，民间素有“惟有绩溪真老实”的说法， 但健讼之风也同样相当之盛。而在祁门：
　　讼事以山墓、田宅为多，事起渺忽，滋蔓不休。理直者虽居多数，被诬受累者似亦不少。就三十三年而论，田土钱债口角细故等案共五十起，内原直被曲十二，原曲被直六，中息十，原被平十七，注销二，未结二，两两比较，控情实者占十分之二，诬者占十分之一。
　　“三十三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田土钱债口角细故等案共五十起”，是指被官府受理的民事诉讼案件之数量。至于民间未被受理者，应当尚有不少，当时人有“徽州健讼之风，本甲皖省”的说法。
　　（二）徽州方言
　　方言是一域人群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的一府六县，方言各不相同，“六邑之语不能相通，而一邑中四乡又复差别”， 这是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的说法。 对于歙县的方言，《陶甓公牍》指出：
　　歙地多山，方言阅数里而一变：下西乡一带较平旷，故自潭渡、郑村至岩市、长龄桥以上，迤逦二十余里，乡语略同。上西乡则悬殊矣。东乡方言亦不甚相远。惟南乡边境，与北乡黄山深处，出言竟不易晓。总之，音以近郭为客，去城愈远，言之相去亦愈远。绅士及惯旅行之商界中人，往往能说普通官话，然亦有宦游数十年仍操土音者。
　　歙县是明清徽州府的首县，歙县方言原是徽州府的标准方言。根据当代的方言调查，歙县人一般会说两套话，一套是当地方言，用于本地人之间的交际；另一套则是近似芜湖话的“普通话”，用以与外地人交谈。 芜湖是明清以还徽商重点经营的地区，直到晚清，当地还有徽州公学， 对于徽州社会极具影响。
　　休宁是徽州一府六县中仅次于歙县的重要县份，休东与歙西均是徽州盐、典巨商辈出之地。关于当地的方言，《陶甓公牍》记载道：
　　居山之人唇舌多厚，出音多钝。休宁面积多山，故方言未能普通，率二三十里而一变。流口以上一口音也，小（石丙）以上一口音也，龙湾以上一口音也，与婺、祁近，而祁人之鼻音，与婺人之唇音，皆潜滋浸润于其间。岩脚以上一口音也，休城以上一口音也，与黟太近，而黟人之牙音，太人之喉音，胥依稀影响于其际。屯溪以上一口音也，草市以上一口音也，下与歙邑毗连，歙音和平，故屯溪以下略似之。最难解者，屯溪一带水间泛宅浮家，欸乃相语，即世居屯溪者，闻而不知所谓。
　　这里指出了休宁方言及与周遭各县方言的关系。晚清徽州文书抄件《杭州上水路程歌》中有：“篁墩草市对溪东，咫尺乡音大不同。” “篁墩”位于歙县西南部，“草市”（今有上草市，下草市）与之仅一河之隔，但方言却大不相同，与此处的记载恰相吻合。在清代，新安江流域生活着“九姓渔户”（又名九姓渔船，俗称“江山船”），船上人讲的都是江山话， 故而休宁人觉得屯溪一带浮家泛宅者的语言颇难晓解。
　　至于徽州其他四县方言的复杂程度，较前二者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婺源境内层峦叠嶂，溪涧迂回，百姓大多深居简出，当地方言相当复杂，“言语不通，五乡各异。有同邑之人，相语不辨谁何者”，只有往来于各大商埠的人才能说些官话。 故而由江镜芙起草的《婺源风俗之习惯》指出：一些教育家要在学堂内添设官话一门，让儿童从小操习，以便于将来与外界之人交涉应对，这实在是当务之急。迄至今日，婺源等地留下的不少乡音字典， 均可作为当日徽州民间官话教育的一种物证。类似于婺源的情形，也见于祁门、黟县和绩溪各县。
　　（三）徽州生活方式
　　晚清徽州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承袭此前的传统，但在外界的冲击下，也显露出了不少时代的特征。
　　外界对徽州的冲击，主要是来自外出经商的徽商和受新思潮影响的学生和绅士。徽商的足迹几乎是遍及海内，在长年的奔波中，他们开阔了眼界；徽州子弟的外出求学，更带回了新的思想。而外地报刊影响的逐渐扩大，也在徽州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如在歙县，晚清时期，学堂、商会以及城镇绅商都喜欢阅读报纸。 特别是随着邮局在徽州各地的开办，此种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在绩溪，未设邮局以前，阅报者寥寥无几。希望了解时局的人，往往要想方设法才能看到报纸。而在邮局开设之后，阅报者逐渐增多。根据清末调查的报纸销数，约在百份以上。当然，订阅者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内学界，乡间除了一些学堂和派销的官报之外，看报的人仍然相当有限。 在休宁，官方系统派销的报纸，如《政治报》、《学部报》和《南洋报》，由县署转发各界；《芜湖报》、《汉口报》，商界偶然可以读到；上海的《神州》、《时报》、《中外》、《申报》、《新闻》、《舆论》和《女报》等，通过屯溪民局（即民信局）寄送的约有10份左右，由邮局寄送的约在50份左右；此外，绅、学、商各界订阅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卫生报》、《医报》和《国粹报》，也有大约10份。
　　从总体上看，晚清以来，徽州与上海的联系日益增多。上海是近代徽商麇集鳞聚之区，故而上海新闻界对徽州的影响最为巨大。对此，《祁门民情之习惯》记载：祁门虽然地处山区，但当地人一向喜欢阅读京报阁钞。自从沪上报馆纷纷开张，购阅者也逐渐增多。据清末调查显示，除县、学两署以及城乡各学堂之外，城内销报14家，东乡浒溪销报两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六家，西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4家，北乡善和等处销报两家。 在黟县，客居外地的经商者，往往将自己读过的报纸寄回家乡，所以当地人也能够看到外埠出版的不少报纸。与此同时，通过上海邮局直接寄达的报纸也有十数份。 迄今，在徽州民间觅得的晚清各类报纸仍然颇为可观，这些，均是上述背景下的历史遗存。
　　当然，报纸对徽州一府六县的影响，其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似乎是以婺源最为闭塞。直到清末，地僻民贫的婺源，阅报者仍然少得可怜。此前曾经创设阅报社一处，但未经一年便无疾而终。当地邮局又颇不完善，所以婺源四乡出外经商者，基本上不通过邮局寄送报纸。根据清末的调查，当时通过邮局寄送的报纸，只有《时报》2份、《神州日报》3份、《汇报》2份、《新闻报》、《中外日报》各1份而已。至于《外交报》以及各种官报，除了县署之外，没有其他人购阅。
　　然而，不管程度如何，外来传媒的冲击，毕竟或多或少地开通了徽州的社会风气，对于促进社会变迁颇有助益。报纸的广告，以及外出移民所寄货物的不断涌入，使得洋货的倾销力度及其影响力迅速加大。
　　从总体上看，近代以来，徽州作为内陆山区，西方势力对它的直接冲击似乎较弱。天主教、耶稣会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民、教之间一般尚能相安无事。但外国商品通过上海、芜湖等地向徽州各地倾销，对徽州的冲击相当之大。如在昔日扬州盐商巨贾的桑梓故里——歙县，其情形有如下述：
　　歙处万山中，习俭朴。乾嘉之世，鹾业盛，富户多，稍稍趋奢华，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一食用之细，日费万钱者有之。粤匪乱后，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外强中乾，识者忧之。
　　这种情形，在徽州各地都相当普遍。如在休宁县，洋油、洋布等日常消费品，铅笔、药水等学堂所用的文具，毛毡、铁柜等商人用品，几乎是随处可见。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由于土货未能改良，传统工艺日趋衰落，更给洋货乘隙而入创造了机会。 在祁门，前代的地方志说当地人家居俭啬，“茹淡操作，日再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不畜乘马，不畜鹅鹜，贫窭数月不见鱼肉”。而到晚清时期，民风稍变为奢，喜用洋货，特别是在县城一带尤其突出。西、南两乡茶业最盛，北乡虽然没有大宗的出产品，但好尚亦喜新奇。 洋货对徽州的冲击，使得徽州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服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太后在接见刘汝骥时指出：晚清时期洋布充斥，成为中国的“一大漏卮。” 徽州虽然地处内陆僻远山乡，但服饰也受到洋布冲击的巨大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绩溪绅士朱瑞麒作有《绩溪风俗之习惯》、《绩溪民情之习惯》二文，其中对当地男女服饰之嬗变，有着相当精彩的记述。在前文中，他指出：绩溪县在太平天国以前，服饰皆尚俭朴，主要采用的是当地自制的芙蓉布，麻布、夏布也能运销外地。及至清末，芙蓉布已经失传，当地人嫌弃土货，布帛品类皆喜洋货。 在《绩溪民情之习惯》中，朱瑞麒又指出：绩溪风俗俭啬，还保留着古风。道光、咸丰年间，衣必土布，用必土货。当地人的好尚，只是看中那些朴实、坚固的布料。但到太平天国以后，市面上洋货充斥，货美价廉。于是，在殷商显宦的提倡下，一般士庶亦踵起效仿。后生新进，更是穿洋衣，食洋货，衣食向着西洋的风俗靠拢。 接着，他又分男女服饰，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变迁的阶段特征：
　　从前男之服饰：绩俗向朴，兵燹前俱穿布，衣帛者百不一二。夏穿土葛布、土麻布，穿夏布者少，穿纱绸者更少。冬则穿粗布，如常熟布、余姚布，富而老者穿棉袍，次穿夹袍，裘不多见。有护膝而无套裤，背心尔外，幅俱有袋，谓之银衣。幅短少袖狭，冬用毡帽、布鞋，礼服布与羽毛居多。
　　晚近男之服饰：兵燹以后，渐效两湖妆式，宽衣广幅阔袖，夏穿纱罗，次亦穿夏布、洋布，冬穿轻裘，次亦穿棉袍，布必用细，着绸缎衣服者十有二三，土布罕见，套裤、背心均极趋时。
　　现在男之服饰：守旧者仍是晚近形式，然十不二三。趋时者短衣，袖小幅狭，几如操衣。长衣则袖小幅狭而长。不但粗布不穿，土货细布亦不愿穿，绸缎纱罗亦憎本货而喜洋货。鞋喜瓦式、洋式，平时亦喜穿囗操靴，更喜穿革履，每有手戴金戒子，或镶宝石、钻石者。
　　他所谓的“从前”是指太平天国以前，“晚近”是指太平天国以后，而“现在”则是指清末。其中的“两湖妆式”，系指咸同兵燹中因湘军的崛起而引起的世人对“湖南褂”之模仿 。与此同时，绩溪妇女的服饰习尚也有相当大的变化：
　　从前女之服饰：头盘高髻，首饰尚珠钗铒簪环，金少银多，其上必饰以珠。式朴古，不取华巧，所戴不过三件。服俱用布，袖狭而幅短，鞋绣花。行礼无外套，穿硃青布褂、硃青布裙，即有各种华衣，亦不肯穿。
　　晚近女之服饰：妇人发髻，皆用扬州之髻，处女之髻梳元宝式。宽袖广幅，绸缎衣不多见，细布、洋布每每皆是镶银花草及盘钉阑杆。每一女衣，须缝人数工或数十工。中人之家，均有绸缀外套、百折绸裙。其首饰金珠，并重钗铒簪环，外如茉莉竿等类，满头插遍。
　　现在女之服饰：服色向淡素，狭袖，幅亦不广。城内及开通乡镇，则窄袖短狭而长过膝。镶饰较前为简，不钉栏杆，用品与男子同习惯。洋货居多，髻效苏、杭之圆扁式，首饰重金，珠较少，式取巧素，所戴不过三件。鞋不绣花，喜黑色，十二三岁之女童，穿男衣者日见多数。
　　在婺源，民众原来一向质朴，服饰崇尚朴素。那些往来江淮吴越的富商大贾，一身毛蓝土布长衫、红青土布马褂和双梁阔头粗布鞋，出入于茶寮酒肆、笙歌罗绮之间，虽然被苏、松一带的人传为笑话，但也因此对这些穿着土布衫的“婺源朝奉”颇为敬重。婺源女子也都是钗荆裙布，不以金银珠翠为华。光绪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除了那些固守本地的农民以及抱残守缺的寒儒下士还宽袍大袖，其他人则多沾染外洋习气，“喜洋货，嗜新品”。《婺源民情之习惯》认为：以往的婺源富而俭，清末的婺源贫而奢。 在祁门，先前的民间风俗一向节俭，男子长衫客布，棉袍多灰色布褂，外套多以青布、天青呢为之。及至清末，“渐见繁华，各色客布、洋布销售颇多”。
　　徽州服饰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商人和学生的影响。“学、商两界，喜用洋货，渐有由俭入奢之势”。 特别是学生，在近代是领导社会风潮的一群人，他们对于时尚的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清末的调查，徽州中学以下学堂多达百所。 仅歙县官立、民立的两等学堂就有20余处，旧式家塾及蒙童私塾也有千余所。 特别是在新式学堂，学生接受新式学问，学得诸多外国知识。如在祁门，晚清时期风气渐开，宦商子弟，“好习英文英语，亦有习东洋语言文字者”。 婺源由于“近今（按：当指晚清）新学发明，士人亦翻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间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注新智识者”。 这些，都对徽州社会的崇洋风气以推波助澜之力。如在休宁，清末城市百姓窄袖紧身，模仿操衣缝制棉袄，呢袍草帽，再配以手表。此风盛于学堂，经商者继起模仿， 从而逐渐波及于社会的其他阶层。
　　2、饮食
　　饮食方面，粮食供应历来是徽州的头等大事。徽州山多田少，即使是丰年的产米数量，也不足供应当地3个月的口粮。其不足部分，全靠邻省浙江和江西等地接济。 特别是江西省的粮食供应，对于徽州的影响最大。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
　　山田力薄半无泥，养得爷娘子又啼；
　　此地年丰休便喜，须将水旱问江西。
　　由于粮食的缺乏，徽州人素以俭啬著称于世，这在晚清的调查中也可得到证实。如在歙县：
　　歙山多田少，产米常供不给求。东、西两乡犹能输其羡于邻境，惟南乡与北乡之黄山，家家多种苞芦以自食。非小康之家，几不易得米面为常食。商铺有定律，月四餐、六餐而已。肉食用猪，食牛羊者绝少，鳞族羽属亦不多得。寒素家风，以蔬豆为常用品，如新洲之萝卜，葛塘之白菜，问政山之笋，皆绝美。市中所制豆腐，亦远胜他处。有毛豆腐者，乃江、浙各属所未有，惟卫生家不取焉。富有者早起，喜食盐茶蛋，且用以供客，酒则土酿与购自他省者参半，皆力薄，而性烈无深醇者。
　　上述的记载，将歙县人的日常饮食作了详细的描述。除了日常饮食外，节日食俗也同样节啬。歙县人宴请客人，肴馔极为俭约，使用鱼翅、鸭肉的相当之少。
　　在休宁，粮食的供应也同样相当成问题。由于休宁的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不足以供应当地的民食。“市人一日三餐，而苦者减其一”。 婺源的情形亦不例外。早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庆源村生员詹元相就曾指出：在粮食供应紧张时，婺源当地民家多以豆作饭，其状颇为艰难困苦。 及至晚清，此种情形仍未有所改变：饥馑凶年，婺源人有采蕨薇食用者。城中人都是米食，不喜杂粮；乡间东北多山，贫民种植玉米作饼食；西南高田种粟麦。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对照明代的记载， 便可看出，尽管时光流逝了数百年，但徽州人的饮食习俗仍然未有多少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变化最少的是饮食。不过，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在部分地区一定程度上也调节了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徽州的粮食自给程度有了相当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绩溪县。与徽州的其他地方相似，绩溪也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地区，道咸之间，“产米仅敷民食十分之六，杂粮俱作正餐”。太平天国以后，由于户口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产米与民食约可相敷”。于是，当地的粮食生产结构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小麦产数不过稻米十分之二三，种杂粮者更少，而荒田尚多”。 这显然也为绩溪人饮食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些空间。
　　3、聚落
　　皖南的徽式民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极具个性特征的一种建筑型式，它以粉墙、黛瓦和起伏跌宕的马头墙为特色，形成了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对于徽派建筑，《陶甓公牍》中也有涉及，如歙县：
　　弥望皆瓦屋，他处惟名城巨镇有之，徽歙则小村落皆然。草房绝少，屋多建楼，大家厅事极宏敞，梁用松，柱用杉柏与银杏，皆本邑产。墙用砖，铺地以石，或用砖及木板，一门颜雕刻，费辄数十百金。但天井小，少窗，光线黑暗，此其所短。床几各器，类以坚木为之，傅以漆，亦土产。起居之适，贫富不甚相远。溪山清丽，居此者如置身画图中，故人人有不忍轻去其乡之意。
　　徽歙民居皆瓦屋，这是明清以来徽州的富裕程度使然，也是徽派建筑的一大特色。从对徽派建筑遗存的调查来看，此种特色应形成于明代以前， 而一旦形成为某种个性化的特色，后来的民居往往就以此为范本，逐渐积淀而为纵向传承和横向衍播的居住民俗，从而使得徽州一府六县的聚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景观。
　　与美轮美奂的徽派建筑相辉映，徽州的道路交通也显现出了与他处不同的景观。当地绅士称：“我徽虽僻处山陬，独桥工之坚致，石路之广坦，为他郡所未有。” 以歙县为例，根据民国《歙县志》的记载：当地道路都以石头铺成，即使是穷乡僻壤、入山小径，也都是如此。石头的种类不一，有青石、红石、红麻、白麻和凤凰麻等石。康、乾以后，更采用了浙江淳安茶源的青石，质美坚固，全县交通即使是在积雨时节，也不会泥泞不堪。另外，徽州人还设立“桥会”等民间互助组织，保证了桥梁的管理和维修。
　　晚清时期，徽州的聚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给徽州的聚落景观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以婺源为例：
　　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生计既极艰难，商贾迥不如前，而十匠九柯，工价又数倍曩昔。居斯室者，但得（鹿瓦）砖作障、莞葭为墙足矣，亦可慨也！。
　　其二，徽州建筑形式及盛衰程度，随着商业的盛衰而发生变化。以祁门为例：
　　旧建民房天井狭窄，光线黑暗，近年大为改观，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门闾，明窗净几者。东乡双溪诸村，多名家大族，居处与城闉相似。家藏器具，有留传至数百年者。南乡侯潭地近江右，舟楫易通，第宅相连，大有广厦万间之象。西乡历口近日业茶获利者，屋宇亦多壮丽。
　　其三，在近代西洋文化的冲击下，徽派建筑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此前，笔者在皖南曾作过十数次的实地考察，据我所见，晚近的徽州建筑中，有不少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如绩溪上庄制墨名家“胡开文”家族，就遗留有西洋式的门楼。而在黟县的南屏等地，我也见到诸多西洋式的单体建筑。根据东南大学建筑系的调查，在婺源豸峰的近代建筑中，出现了西洋风格与徽州固有的建筑风格相融合的聚落。以涵庐和潘次良宅（又名洋屋）为例，在徽派建筑风格中，加入了西洋的梯形窗、拱券门，甚至以英文字母为装饰。 不仅是形式上发生嬗变，建筑材料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朱瑞麒在《绩溪风俗之习惯》中指出：
　　（绩溪房屋之材料）梁栋用松，柱用杉，或用白果，或用杂木，壁用杉木板，油而不漆，地面用径尺方砖，或用三合土筑成，上敷以青灰，用白灰画线。水枧用竹、用木、用砖，近有用洋铁、洋铅者，窗嵌玻璃者，城多乡少。
　　显然，绩溪的徽派建筑也开始用洋铁和洋铅等。而婺源豸峰洋屋，其建筑天井两侧，则建有西式跑马廊，建造时大量运用了当时还很罕见的东洋“洋灰”（即水泥）。
　　4、婚姻
　　徽州婚姻最显著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婚习俗。如歙县风俗崇尚早婚，男女嫁娶，年纪都在20岁以内。贫家无力聘娶，以及择配稍过苛求，一旦到了20岁开外，社会上便认为是“失时”了。 虽然明清以来徽州人早婚是众多周知的事实，但从清末的调查来看，早婚习俗似乎有着阶层上差异。譬如，歙县富民饶于赀产的，则婚嫁较早，往往就在弱冠之前；而贫者则要迟至二、三十岁不等。 祁门“富厚之家，往往男未及冠，女未及笄，即议婚嫁。筋力未强，疾病丛生，积习相沿，殊难骤化”。 婺源乡俗联姻，婚嫁年纪以十七、八岁居多，“富贵之家配合尤早”，但贫民因经济困难，年过30有配偶的，也相当之多。 黟县风俗，男婚女嫁也都在十七、八岁以上。 二是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计较财礼，一般百姓无力承受，故而引发抢亲风俗颇为盛行。《陶甓公牍》中，就有“洪瑞麟纠党抢捆”一案。 在绩溪，往往婚期尚未订定，夫家就遽然纠众，乘隙将女方抢归成婚。究其原因，是因为礼物、聘金过于繁重，中等之家，妆奁约需500金甚至千金。开始时是一些无力承担财礼的人出此下策，后来一些并非经济困难者，因女家不允婚期，也以抢亲的方式来解决。历久相沿，以致成为风俗，民间绝不为怪，甚至于酿成械斗巨案。 这种抢亲习俗直到解放前夕仍然并不罕见。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使得徽州人口数量锐减，从而也对当地人的婚嫁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绩溪绅士朱瑞麒就曾指出，他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绩溪人婚嫁往往是在20岁开外。咸、同兵燹以后，户口凋零，家家都希望添丁增口，所以婚嫁年龄较早，久而久之，也就沿袭成为了习惯。为人父母者，只是希望早早为子女完婚，子孙众多，“含饴是乐，其愿已足”。这种早婚的结果，导致了徽州人中“痨瘵病多，人种日弱。学问牵于爱欲，而程度日低；经济繁于食齿，而困难日甚”。 与此同时，绩溪人的生育观念及对女子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道、咸年间，绩溪民间重男轻女，对于女子，俗有“赔钱货”之称。父母“憎而贱之，又以食用之艰，遂不恤害理忍心之举”。所谓“不恤害理忍心之举”，应当是指民间的溺女行为。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元气尚未恢复，婚约聘金有增无减，民间于是稍稍看重女子，“冀得多金”，溺女之风遂绝无仅有。
　　5、丧葬
　　明清以来，江南各地素有“生在扬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的俗谚，这反映了徽州人的生活理想，同时也反映出徽州人对于身后之事颇为讲究。从坟墓的构造来看，“徽歙治茔坚固，华美较胜于他属”。 这当然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对此，有许多人难以筹措。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
　　歙多浮棺，久且暴露，半惑于堪舆祸福之说，半为习俗所缚。中人之产，苟遇大故，棺敛之费仅数十金，而僧道之追荐，冥器冥财之焚耗，求神散福之食用，往往数倍于此，否则众訾之。偶有心知其非者，亦震于物议，不敢居薄待其亲之名。
　　显然，丧葬费用的昂贵，使得不少人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乡随俗，以免自己蒙上“薄待其亲之名”。与此同时，堪舆观念之盛行，也使得许多人停棺不葬。如在绩溪，“堪舆风水之说兴，而孝思转薄，停棺不葬，厝所累累，有力者惑于吉凶，无力者窘于资斧，棺朽骨露，习不为怪。……至于纸帛、锡箔，焚积如山，岁耗不下十万金，而妇孺迷信之心固结不解，殆佛氏之说有以中之。” 在笔者寓目的诸多晚清徽商书信中，经常可见讨论风水以及从外地（主要是杭州、绍兴一带）购买锡箔的内容。徽州的锡箔商也相当著名，屯溪有“景昌”等号箔商，在清末为筹措中学经费还曾抽取过箔捐。 除了堪舆之风外，还有诸多原因造成了停棺不葬。如在休宁：……例禁久厝，蒿目山丘，浮厝遍地者何故？义冢官山丛葬已满，凡有柩者，必须买地，一也；买地之难，休宁为最，地主不清，葬后多累，二也；坟地之价，主一册二，中资推印，费乃不赀，三也；家长之棺，兄弟牵制，一房擅主，众人为难，四也。
　　显然，地价的高居不下，推收过割中介费之昂贵，地权关系的纷繁复杂，以及家族制度下亲属间的矛盾，均造成了停棺不葬之风的盛行。
另外，明清以还，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方，许多异乡游子客死他方，但叶落归根，不少人希望将尸首运回徽州安葬。各地都有徽州的会馆、公所处理此类善后事宜，而在徽州本土，也设立了一些机构加以接应。如休宁阳湖登善集万安停槥处，就“以暂安旅榇为目的”。 歙县王村地方，道光年间即曾创设“六邑厝所”，停寄旅榇，限期掩埋。 婺源“士商旅外者，有会馆以联乡谊，善堂以归旅榇”。 关于这一点，诸多相关的文献如《新安思安堂征信录》、《新安笃谊堂》、《新安义园征信录》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6、 宗教及民间信仰
　　晚清时期，徽州的民间信仰受到的外来冲击较小。歙县城中虽有英国耶稣堂和法国天主堂，但奉教者较少，“惟犯罪奸民偶借为护符焉”， “近（按：当指晚清）亦敛迹畏法，不敢多事”。 休宁有天主堂2所，耶稣堂1所。 祁门天主、耶稣两教，咸、同以后入教者甚属寥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间，教风最盛。翌年以后，“教风渐杀，彼此往来，渐见融洽”。 婺源天主教最早是在西乡董门竖造教堂，一时势焰极盛，奉教者相当多，其人员多是下层未受教育的民众，但不久也渐趋衰微。 在绩溪，“佛教盛于道教，天主盛于耶稣”。 绩溪县信奉天主教的在庚子年（1900）计有教民287人。由于他们在民间诉讼时能够得到保护，故而入教的人日见其多。但后来也逐渐衰微，仅有天主堂和福音堂各1所，信仰者也寥寥无几。 至于僻远山乡的黟县，“其奉天主、耶稣各教者，盖不多见”。
　　与外来的西方宗教之寥落情形相比，徽州的本土民间信仰颇为活跃。如在歙县，通常有保安会，数年开光一次，游神演戏，科敛丁口。保安会所供奉的，主要有五瘟、大王、小王以及汪公、八、九相公。妇女喜欢崇拜观音大士，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灵山雷祖会香火最盛，红男绿女纷至沓来，前后长达数昼夜。九、十月间，各乡又有“忏香会”，推年老而且在会时间长的人为“香头”，共同朝拜九华山的地藏王和齐云山的上帝，“旗锣诵佛，长途喃喃不休”。归来后设坛建醮7天，坛前列有数十百柱大香（称“屋柱香”），花费的金钱多达数百金至千金不等。二月二日，各铺户于堂中高悬土地财神衣，争妍斗靡。大、小村落之中，土地庙、财神庙和五福庙等随处可见。 在休宁，比较著名的迎神赛会有“黎阳磨豆腐”、“赣帮八月一”、差班的“土地会”、西关庙杨三舍人的“龙灯会”和城隍庙的“演戏赛会”等， 当地百姓虔奉巫医，“就乱（‘乱’疑为‘乩’字之讹）坛以请汤药，问灵姑以断疾病”。他们在隆阜建有华佗庙，在华山、马鞍山为吕祖塑像。“临溪周宣有灵，则焚纸鸡纸伞以报之矣”。牛一发瘟，就请神出游，“以为牛福”。在阳湖，“人一致疠”，即请神跑马。此外，城隍庙的扮鬼会，赴齐云山报父母恩，当地人更是相沿成俗。 在婺源，所奉为神道者也相当之多，主要有元帝（即玄帝）、关帝、汪王、周王、观音和地藏等神庥。民间的朝香、建醮、度孤和斋忏等信仰活动，也相当频繁。 而敛费酬神，如“同年会”、“戏会”、“土地会”、“社会”、“灶会”、“胡帅会”和“李帅会”等，不一而足。其中尤其著名的，如城乡的“四月八会”，东乡汪口的“三宝仙会”，北乡清华的“端阳会”，南乡中云的“重阳会”，“演戏至十余日，縻费至数百金”。 祁门人也相当重视地方神道，如岳帝、祖师、地藏、五显和土地，无不有会，一般百姓敬畏神明，每遇疾病，诚心祷祀。 在当时，迎神赛会已与徽州的岁时民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的民情风俗。对此，《陶甓公牍》中也有详尽的记载，以绩溪县为例：
　　上元日，各处社土坛神庙张纸灯，或演剧，或扮童戏，驰火马，舞青狮，游烛龙，遍巡衢巷，名曰“闹元宵”。米粉祀灶，谓之“迎灶神”。是日，西北乡有“太子会”，灯剧尤甚。……
　　花朝日，东南乡十八社按年轮祀汪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羞，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
　　戊日祀社，春祈秋报，岁凡一举，里自为域，献豜醉酒，尚遗古风。神为男、女二像，庞眉皓首，呼为“社公”、“社姆”。
　　闰年六月中，各乡村卜日致斋造瘟丹，分方隅祀五方神，并祀张睢阳殉难诸神，名曰善会。……
　　中元日祀祖，荐新稻，罗列时羞，城隍神巡行县鄙，宜仗甚盛，扮诸鬼卒，扮无常二人，高与檐齐，满街放爆竹，谓之“跳无常”。十八日，西北乡六都有“太子菩萨会”，烧香者以数千计，五都于二十一日，八都于二十五日。……
　　二十三日为张睢阳诞辰，坊中分五土之色，制花灯，遍游三夜，日出瘟车以驱疫疠，近城一带村坊行之。
　　十月后，各乡立施孤会，召僧设斋，祀无主后之鬼，谓之“放蒙山”，又曰“放觃口”。焚纸箔千万，因即所设食，分给孤贫者。
　　从官方的立场视之，民间信仰活动对于地方社会有着较大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每当迎神赛会，必定要演戏，演戏时又必定要赌博，其结果必然是贻害地方。 对于民间的迎神赛会，官府屡次加以禁革。刘汝骥在诸多批文中，均一再指出迎神赛会之荒谬无益：“徽俗之最恶者，曰迷信，曰嗜赌。醵钱迎赛，无村无之。其所演戏出，又多鄙俚不根之事。一届秋令，其赴九华山、齐云山烧香还愿者络绎不绝。尤可怪者，七月十五日相沿于府署宜门招僧道多人，作盂兰道场。” 他曾作有《禁赛灯示》，曰：
　　顷闻岩镇，定期赛灯，哄动愚民，啸聚飞腾。
　　花钱惹祸，是可哀矜，恃众故违，尤属不应。
　　何人为首，城社是凭，按名提案，尽法严惩。
　　特再告戒，其各兢兢，姑息养奸，本府不能。
　　尽管官府三令五申加以严惩，但其效果似乎仍然相当有限。如在婺源，“会场一开，赌局林立，奸人倚为利薮，荡子因而破家。邑尹悬禁赌之示，而书役巧藉以抽头，营佐借弹压为名，而赌棍例有所馈献”，衙役的包庇纵容，使得赛会赌博更难禁绝，成为民间风俗中的一个顽症。 此外，民众教育程度之低下，也使得破除迷信之路漫长而艰辛。在绩溪，当地的“淫祠”甚多，每年的耗费约达万金。一般百姓中男子崇信者约占十之五六，女子则人人牢不可破。 这主要是民智未开的缘故，故而有识之士主张普及教育，特别是推广女学。
　　综上所述，晚清徽州民间信仰大部分沿自明清时代，人们的诸神崇拜，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性别上有所不同。在士大夫阶层，对朱子理学的崇拜颇为虔诚。如在婺源，“紫阳夫子（按：指朱熹）遗泽，士夫信道甚笃，绝不为奇邪所淆乱。所谓佛与道者，其徒党甚希”； 歙县为程朱阙里，“士大夫类能受孔子戒，卫道严而信道笃，卓然不惑于异端”。 而佛道信仰则多是下层民众的信仰，尤其是佛教，以妇女信仰者居多。如在歙县，“谈佛法者惟妇女居多，间有茹素诵经者”； 在黟县，士大夫“奉孔教为宗，信佛者多愚夫愚妇”。
　　（四）徽州生活方式的地理差异
　　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社会。例如，休宁人多外出贸易，这一点，早在明人金声的笔下就已屡屡提及。就晚清的情况而言，休宁北乡的龙源、北山，东乡的十一、六、八都，南乡的临溪、汊口，以及高枧以上，诸族大半在汉口一带经商。或隔年一归，或隔二三年一归，视水陆之远近而定。至于苏、杭、沪、甬等地，由于水路的便利，前往经商的人更是相当之多。 在黟县，由于山多田瘠，农民终岁劳作却供不给求，所以“商重于农”蔚成风尚。男子自髻龄时即出外务工从商，他们到各埠经商的人，“颇能占优胜地位”。 祁门县近城的一都地方，居民大半前往赣、浙、沪、汉各地经商。东乡人也多在外营商及游宦，北乡农家原先只知稼穑，不务诗书，及至晚清，也有不避险阻、外出谋生者。
　　在大批移民外出的背景下，留守家乡的不少徽州人，主要是依靠外出各埠经商的家人之接济为活，故而其生活方式也明显地受到外出移民的极大影响。
　　《婺源民情之习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婺源人之外徙：
　　（婺源）住居之流动、固定，有二原因：一在地理，一在生计。山居之民多固定，泽居之民多流动——此原于地理者也。沃土之民以怀安而生系累则固定多，瘠土之民以困乏而思进取则流动多——此原于生计者也。婺源山岭重叠，无大川流，就地理论，民情宜固定，迫于生计，遂不得不流动。流动者之经营，以木、墨、茶三种实业为多。流动者之分数，东北乡居多，童子垂髻，有离父母从乡人走千里外自营生活者——此商界特色也。
　　由于东、北乡的商人居多，使得婺源的民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北多富商，尚奢靡；西、南较俭陋。” 东、北乡的民俗与城乡相等。而西、南乡则与江西乐平接壤，民风较为淳朴。 以妇女生活为例，“婺之女红，西、南乡间有能纺绩者；东、北妇女治蔬圃、操井　　臼及针刺等事，亦多不能”。 对此，《婺源乡土志》第73课，更进一步对婺源四乡的风气，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四乡风气不齐。东、北乡人多服贾于长江一带，输入苏、杭俗尚，稍事华靡。西、南乡则率安朴质，然界近浮梁，性颇刚猛，勇于私斗。
　　婺源的例子，实际上是整个徽州社会的一个缩影。譬如，从职业上来看，歙县外出的人口比例相当之大：“歙俗十室九空，中人之家，子弟逾十龄，辄学贾于外。比长，则数岁一归以为常。” 歙县西乡原是盐商辈出的地方，但随着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盐商巨贾的衰落，歙县在徽州的地位有所下降：
　　歙扃万山，服饰宜约，按之事实，殊不尽然。通邑以西乡为最华，当年鹾业大盛，扬州靡俗，遂渐输入。又与休邑鳞接，自发逆乱平，徽属商务聚于屯溪，一冠履之时趋，一袍袴之新样，其自江浙来者，休首承之，次及歙之西乡。近少妇好效沪妆，年长者犹戴鬏（扬州旧制），此今昔习染之大验也。最朴质者，为南乡富家，坐拥厚赀，男则冬不裘，夏不葛，女则不珠翠，不脂粉，与西乡适成一反例。东、北乡服御文野，在西、南之间，是以洋货之用数，以西乡为多，土货之销场，以南乡为最。
　　从时尚的角度来看，清代前期歙县人以在扬州从事盐业者为主。太平天国以后，歙县 乃至徽州各地均以茶叶最为兴盛。 而当时徽州的商务中心集中在屯溪，主要是与上海从事茶业贸易：
　　自发逆乱平，徽属商务聚于屯溪。
　　休宁之富在于屯溪，局卡林立，商贾辐辏，
　　从本境之职业言之，屯溪、率口、黎阳、阳湖一市茶之区也。朱明节届，男妇壮幼业此者以数万计，茶号藉钱庄以赀助之，分茶品为二十余样，统名之曰“洋庄”。
　　由此可见，随着徽州茶叶输出的日趋兴盛，屯溪作为徽州府商业中心的地位更为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歙县的时尚也由摹仿扬州转而仿效上海。另外，太平天国以后，绩溪妇人发式才普遍采用“扬州髻”。而在歙县，这已成为“扬州旧制”（只是年长者的头饰式样）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因为——绩溪为徽州府中较为闭塞的一个小县，当地除了小本生意的商人之外，很少有巨腹商贾。故而社会时尚的变迁，明显地较歙县等地要慢上一拍。
　　三、《陶甓公牍》所见晚清徽州的社会问题
　　（一）清徽州的烟赌问题
　　刘汝骥在《劝禁缠足示》中指出：中国痼习而为世界所诟病者有二：一曰吸烟，二曰缠足。 这在徽州也同样是如此，他在《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中指出：“徽俗不论贫富，吃烟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举目皆是。” 根据当时的调查，产生烟赌问题的原因除了外来移民的影响之外，还与徽州当地失业人数的日益增加有关。许多人无所事事，逐渐沦为瘾君子。如以绩溪为例：
　　生产者约十分之三，不生产者约十分之七，故生计日于贫。父母爱惜男女，视若掌珍，孩提时既无家庭教育，长谋职业，辄废半途，于是不士不商不工不农之人，无所事事，渐趋于烟、赌两途。
　　其中，上庄村在太平天国后剩余的丁口不过1200人左右，根据《胡适口述自传》的记载，这批劫后余生的人中，竟有200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 再如，晚清时期的休宁县“吸烟懒作之孤壮，无村蔑有”。 宣统元年（1909年）婺源县绅士汪开宗就曾指出：吸食鸦片虽然是中国的通患，但婺源的情况特别严重。下层贫民，烟瘾相当深重，即使是令其限期戒绝，他们也是“重疾初瘳”，其能力断难骤长。非休养生息十年，难以恢复元气。 针对这种状况，地方各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刘汝骥认为：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地瘠民贫，“生利者少，分利者多，自当以痛除烟害，为求治入手之办法”， 于是禁烟成了当时的第一要政。 他在上任伊始，就颁布了《冬防告示》：
　　丁未冬防，壁垒一新，分段设灯，彻夜梭巡。
　　鸣锣击柝，曲突徙薪，共处里閈，守望相亲。
　　夜间聚赌，尤属莠民，猩猩好酒，终戕其身。
　　烟馆虽闭，惑恐因循，得规包庇，立罚苦辛。
　　嗟尔捕保，抖擞精神，勿贪酣睡，勿庇宵人。
　　勗哉绅董，既富且仁，地方自治，此其舟津。
　　上述的告示，对烟赌进行了严厉的查禁。为了落实诸多禁令，官方又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减价售药，限期戒烟等； 盐局附设戒烟会，派发戒烟药丸； 黟县则由官府联合当地乡绅，创立族祠戒烟社，以弥补官府之力所未逮。 不过，禁烟收效似乎并不理想。宣统元年调查的《绩溪绅士办事之习惯》中指出：
　　近日烟禁森严，绅士为齐民表率，不闻有具结督责之条，有嗜好者帖然如故也。
　　这是绅士的情形。至于下层民众，嗜好者自然更是难以禁绝。刘汝骥就曾指出：自从禁闭烟馆以来，一般人都“凛然不敢再犯”。只是在屯溪、街口各处水陆通衢，由于“莠民杂处，犹未能一律铲除”。 屯溪、街口以及深渡 等地，都是社会流动较大的徽州市镇，那里聚集着众多的外来游民，当地土娼招赌卖烟， 官方难以控制，故而禁烟极为困难，这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官民勾结，乡间私开烟馆， 甚至“倚捕保为护符”。
　　除了烟害之外，赌博也是徽州的一大公害。在休宁县，赌博可谓“无处无之”。 据当时的调查，游手好闲、喝雉呼卢之徒，在大河滨西门头，约有数百辈。 刘汝骥在《休宁县附生李蟠根呈批》中写道：
　　赌博为地方巨害，盗窃人命，胥由此生，经本府一再禁凫，溪口、黄畲口两处，虽系祁、休接壤之区，并非瓯脱，何以赌棍开设摊宝，毫无忌惮？实属玩法已极！各营县毫无所闻，更难保无差兵捕保包庇纵容隐情事。本府前在屯溪河街一带亲自捉赌局数处，其明证也。仰休宁县立即会同祁门县约期驰诣该村，密挐著名赌棍，尽法惩办，并会衔出示，严申禁令，以杜后患，均毋率延，切切。
　　另据休宁县武生黄祺等人的呈批：在晚清时期，每届茶市，屯溪一带赌徒麇集，设置陷阱诱赌。无知百姓一入彀中，无不倾家荡产。这些虽屡经徽州府严饬拿禁，但效果甚微。 与屯溪相似，绩溪县每逢“剧场会期，赌棚林立，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宝摊骰牌，色色俱全，秋成后无论大村小村，不啻以赌场为其俱乐部，通宵达旦，习为常然。开赌之先，又必于佐贰衙门说费，费纳则略无顾忌，成年子弟因此倾家破产者有之”。 这种赌风，也逐渐蔓延至原本民风较为淳朴的黟县，宣统元年调查的《黟县民情之习惯》指出：当地十都、十一都地方，游手好闲、专事赌博者相当之多，黟县人称之为“小地痞”。
　　赌博造成的直接危害是引致诸多诉讼与纷争。笔者手头的一册徽州歙县民间文书抄本中，有如下的记载——
　　奸诱开赌列后：
　　为诱赌勒据比鸣追缴事。
　　为花赌迷场引人败产终恐杀害事。
　　为诱赌开场敲骨吸髓不公不法事。
　　为奸谋匿赌漂荡家赀违禁取例事。
　　为逆子不孝荡覆魔涯恋赌綑券鸣公首办事。
　　为混棍开场暗谋明赌输据赢空没昧天理事。
　　为群棍串通密导陷害嚼首飡肌杀人不刃事。
　　赌博的失手，甚至导致了一部分人的轻生，如“祁民向称良善，年轻子弟诱入赌场，因输空而轻生者有之。” 歙县佚名无题诉讼教科书中，有“赌博”条，备述赌博引起的社会问题：
　　开场赌博，诱骗良家子弟，妆套鼓害，夜聚晓散，设机暗害，贼盗渐由此始。甚至骗人货物，抢夺过客行装，窘极计生，无所不至。计造水艮骰色，惯制阴阳钱母，一掷百千，赚骗致富。可怜懦弱，明知局骗，不敢开言，吞声叫苦，奸心愈炽，囗（？）赚无休，逼无存济，投河腹（‘腹’应为‘服’字之误）毒自经，生其流之弊，莫此为甚。家私赌尽，丧魄消魂，老幼失养，鬻男卖女，丧尽廉耻，放辟邪侈，百盘装套，为恃横行，鲸吞血本，向索无音，恳公追究事。
　　在另一方面，晚清时期，赌博与徽州的民俗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休宁，当地民间“因会演戏，因戏聚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一种恶俗。 而在婺源，如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和九月重阳等佳节，民间也有醵钱演戏、开场聚赌的习惯。 对此，晚清歙县北岸乡生员方启训就曾指出：在当地的菩萨开光时，“村人好胜，欲藉梨园法曲，歌舞升平，演戏场中，往往赌博滋事”。为此，他请求官府出示严禁，颁发告示。 这是绅士利用政府的权威禁止赌博的一个例子，据说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不过，这种禁令的实际效果如何却很值得怀疑。刘汝骥在给绩溪县令的批文中，就曾深感喟叹道：“游手嗜赌，有若慕羶，非一纸文诰所能禁也！”
　　在烟赌之风的薰陶下，徽州的人文气氛大为改观。以婺源为例，当地在嘉庆、道光年间，人文极盛，“诗酒之宴，往来无虚日。……民间亦复饮蜡祈年，吹豳上寿，春酒年羹，熙熙然有承平象焉”。及至晚清时期，四民皆竭蹶困穷，为谋生而四处奔波。品格低劣的人只是嗜赌嗜烟，终日群居。根本没有以前的那种闲情逸致，类似于嘉道年间诗酒唱和的雅事，已不复可见了。
　　（二）客民的增加与徽州社会
　　客民是指徽州社会的外来人口，一批人是在山区从事开发的棚民， 另一批人则是在屯溪等市镇务工的人群。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大批男子外出，田地部分闲置乃至荒芜，必然将之租与客民。明清时期，徽州各县境内都有棚民，人数多达数十万。早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休宁县人就曾因土客矛盾而“挟仇诬陷”。后来因官方处理得当，而化险为夷，没有酿成重大的事端。 但棚民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最终的解决。笔者手头的一张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奉旨编查保甲一家门牌》，是一张印刷品，其固定格式中就专门列有棚民的栏目。这说明徽州民众将山场租与棚民，仍然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及至晚清时期，黟县境内“土客杂居，易生恶感”， 该县棚民在同治十年（1871年）时还“不满三十余人”，而到光绪末年或宣统年间，已发展到二三千人。 歙东一带，“土客杂处，田畴不治”。 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之一《三言杂字》中的“作山类”，就有反映棚民经济的内容。晚清歙县北岸乡方启训的私人信函汇编——《鱼雁留痕》中，也有反映当地客民情况的内容。 在祁门，竟至形成了“土弱客强”的局面，因此而“缠讼者有之。所幸婚姻联合，相习既久，交际均有感情”。 而在休宁，“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卜、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 由上述可见，棚民的生活状况极为艰苦。
　　除了从事山区开发的棚民外，在徽州的一些城镇，也集中了不少外来的客民。如屯溪是皖南最为重要的商业城镇，当地土著不过十之二三，而来此谋生者，“大抵皆数米而食、栉薪而炊之客民居其多数”。 由于外来人口大多挣扎在贫困线上，这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自己的行为颇少顾忌。而在众多的客民中，以江西人对徽州社会的冲击最为剧烈。据《休宁民情之习惯》记载：休宁人除了在当地经营茶业以外，大多远出经商。本地田土荒芜，所以招徕安庆人入垦。又因工匠缺乏， 招徕江西人到此伐木烧炭，以致“喧宾夺主，积重难移”。 晚清时期，休宁称江西人为“赣痞”， 当地江西人的势力很大，甚至有“赣帮八月一”， 即江西人的结社活动。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于婺源，《婺源民情之习惯》指出：婺源与江西的浮梁、乐平、德兴以及浙江的开化等县犬牙相错，当地人不注重工艺，所以江西民工多佣食其间。江西人“性多粗犷，稍不如意，辄呶呶忿詈，而婺人处之淡然”。 绩溪的情况应也如此。根据《绩溪民情之习惯》记载：原来，绩溪人从事工艺者最多，后来可能是受外出经商风气的影响，这一领域出现一定的空间，于是，外县的缝工、木工、竹工、砖工以及其他各类工匠，转而前来绩溪谋生。 虽然这里并没有指明说是江西人的流入，但从绩溪风俗受江西的影响方面来看，其的情况应当并不例外。
　　江西人涌入徽州的人数众多，且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既有怀才不遇的读书人， 也有为数可观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后者的大批流入，使得官府对徽州基层社会的控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歙县民情之习惯》的调查：晚清在歙县作奸犯科者，主要是客民和赌棍。客民以江西人最有势力，他们“聚众行凶，流为贼盗者亦复不少”。时值徽州筹划地方自治，但无论是禁烟还是禁赌，客民都不能遵守。而土著赌棍又以客民为羽翼，以衙役为爪牙，使得禁赌更是难上加难。 这种情况，在祁门西、南两乡也颇相类似，“江右游民勾结为患，赌博一项，亦复不少”。 显然，外来客民的大量增加，加大了晚清徽州推行新政的阻力。
　　江西等地移民的进入，还使会党势力在徽州抬头。据《黟县民情之习惯》记载：黟县百姓向来遵纪守法。晚近以来，盗贼奸杀之类的案件也时有所闻。其原因是由于男子出外经商，而失业游民与外来会党遂乘虚而入。 由于江西人众多，斋教等秘密会社之介入徽州，与当地固有的民间信仰相结合。对此，《婺源风俗之习惯》记载：“近日斋教盛行，不时聚徒，开堂拜佛。休宁齐云山住持负元帝像，到处蹂躏，名曰‘圆经’。愚夫愚妇，无不卑躬屈膝，一若有五通十殿之鉴。” 笔者手头有一册晚清诉讼案卷，就是有关斋教的内容。据该佚名无题抄本称：
　　……讵有教匪汪新大，在村违禁妄为，设立斋堂，倡首吃斋，煽惑乡愚入教，每以会斋迟醮，诓骗民财，致令男女若狂，受诱不鲜。
　　在另一方面，随着一些乡村宗族势力控制的松弛，新的维持治安力量的单薄，更使得徽州社会的动荡加剧。徽州风气，皆以当兵为耻， 巡警力量相当薄弱，以徽州府城为例，巡警定额只有20人。依靠这区区20人“昼夜梭巡”，实在是有点捉襟见肘。 随着晚清商业的衰退，失业人口的增多，烟赌盛行，以及外来秘密会社势力的介入，徽州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注释：
　　①朱汝珍：《词林辑略》卷九“光绪乙未”。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16册，明文书局1986年1月版，第526页。
　　②《清朝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光绪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5第上；参见第7册，第618页下。
　　1《陶甓公牍》卷十《禀详·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第542页。
　　2《陶甓公牍》卷一《示谕·劝禁缠足示》，第466页。
　　3《陶甓公牍》卷一《示谕·破除迷信示》，第466—467页。
　　4《陶甓公版》卷一《示谕》，第465—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