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与江淮银行币。

天柱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的刘少奇，无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辉煌的一生中，在苏中地区亲自筹建的江淮银行是他在金融事业上树立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为了加强党对华中抗日斗争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1939年刘少奇从延安到达华中后，先在淮南作深入调查，对华中敌后抗战形势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认为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并向党中央建议“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集中力量向这个方面发展”。党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抽调八路军主力2万人南下华中，要求江南新四军抽调主力北渡，共同完成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任务。1940年6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等“现华中部队统归胡服（刘少奇）指挥”。
 1940年7月，郭村战斗取得胜利，新四军东进到达黄桥,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反共顽固派韩德勤无视民意,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订“先南后北”的计划，妄图先集中主力消灭在黄桥地区的新四军，然后移兵北上，驱逐南下的八路军。10月初就大举进犯黄桥地区。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奇制胜，并乘胜席卷海安、东台，直逼兴化。 10月10日，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盐城以南，白驹以北狮子口桥头会师，共同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发展华中，开辟苏北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
苏北抗日局面打开后，根据地扩大了，刘少奇决定尽快把中原局的指挥机关移往苏北。1940年10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提出“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目前在韩德勤尚未离开苏北以前只委派各县县长及筹备苏中、苏北行政公署，各地各军代表云集陈毅处即作此接洽。”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 。
建立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根据地之建立政权问题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要华中“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在此原则下，陈毅积极进行政权建设工作，以“上动下不动”的办法，着手将新四军东进之初成立的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扩大为苏北行政委员会，委派县长和区长，暂时留用国民党乡、保长，筹备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
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和黄克诚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一起研究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刘少奇说：“要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打鬼子要有枪，不但要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要立即把苏北临时参政会开起来，并要开好。”“现在国民党政府不发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相反天天在计算着如何把我们消灭掉。他们进攻黄桥，就是这个目的的赤裸裸暴露。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自己发展生产，制造武器，自己发行钞票、自己收税，不依靠任何人。”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如西、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0多个县。到会参政员200余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而且知识分子绅商领袖占半数以上。这些参政员三分之一由军政当局聘任，三分之二是由各抗日人民团体选派。在参政会中，各参政员均毫无限制的自由发言，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真正的政治自由。参政会出、列席人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无党派的人士，均在平等的地位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能毫无限制的予军政当局以建议和批评。如苏北临时参政会议长黄逸峰先生，他是国民党员；副议长朱履先先生，他是老同盟会会员；靖江国民党书记长盛仁栋先生，当选为参政会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共产党员朱克靖先生，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副议长。这些具体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密切合作的精神。参政会的政治内容，包括三个重要决议。第一，讨论时局问题，严厉反对亲日派策动的投降妥协分裂运动。第二，就是对苏北时局问题。参政会力求各党各派合作，力主各军合作，反对亲日派发动三十万大军向新四军的进攻，力主江苏省府及其军队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敌，停止内争。第三，是讨论粮食问题。参政会决定，立即停止粮食出口，而且停止内地的自由运销，必须在合法机关的许可下，才能进行内地的粮食调济，这是防止奸商的操纵的必要办法。还通过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完全以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以抗战建国纲领为依归，他是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在苏北抗战局面上的具体运用。这个施政纲领的通过，完全代表苏北人民的公意，证实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苏北人民的合作有了政治的真实基础，这乃是苏北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在改革道路上的最大的迈步。这个施政纲领的精髓，就在发动全苏北人力、物力、财力去坚持抗战，推进抗战，就在调整人民间的关系，以民族利益抗战需要为标准去促进人民间团结合作，减轻内部的磨擦和矛盾。会议选举苏北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区、县抗日民主政权。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在闭幕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说：“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百年来革命流血的目的，今天要的民主，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假民主是欺骗民众的圈套，是会失败的，是反革命的”他阐述了《施政纲领》的主要精神，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各党各派要团结一致抗战，要施行民主政治，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的自由，要实行三三制政权，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加强根据地内军事建设，做好抗日军人家属的优抚工作，发展生产，保障部队的供给，肃清贪污盗窃的行为，提倡廉洁奉公。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参政员们的热烈欢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苏北临时行政委员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在苏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扩建地方武装6000余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力部队也扩大到1.2万人。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11月17日，在华中的党政军领导数百人云聚海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华指)成立大会在海安西寺(即祗树禅林)广场举行。刘少奇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在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及华中我军任务的报告》。海安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地方。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统一了华中各部队的指挥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战中心的形成，对于巩固和壮大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开展人民战争，严厉打击亲日派策动的投降妥协分裂运动，打击侵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具有重要意义。
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对我长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战，配合全国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有着重大意义。
日伪对苏北根据地的除在军事上进行 “扫荡”外，在经济上对进行严密封锁，发行大量的“军用券”、“华兴券”等伪币到根据地掠夺。当时大量法币贬值，五花八门的纸币满天飞，使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危害，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新四军粮饷，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则大量发行江苏省农民银行的钞票，在抗日根据地流通。我党我军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产和利益。刘少奇指出：“苏北行政委员会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政权工作头绪很多，工作要抓重点。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财经工作，这么多部队吃饭穿衣，政府要保证部队给养。早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及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割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并由国家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
1940年5月4日，党中央指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敌后根据地内财政经济工作建立与加强，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巩固敌后统一战线，发扬人民抗日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上打击敌人等，均具有决定意义。1940年11月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调整与新的规划。
根据刘少奇、陈毅的指示，管文蔚与朱毅、李人俊商量，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方针是“开源节流，增加收入，发展生产，保证供给，为抗战服务。”当务之急首先建立财政经济工作体制，决定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设立税务局、贸易局、总金库。在这方面朱毅和李人俊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在经济上粉碎日伪的封锁和掠夺阴谋，抵制敌伪币入侵，调剂苏北农村金融，推进苏北生产建设，建立独立的金融制度，维护根据地资源，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的指示精神，刘少奇、陈毅在海安亲自召集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迅速成立苏北(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由刘少奇定名为“江淮银行”。 1940年11月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注：见《大江南北》1998年第12期）。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朱毅、李人俊分别任正副行长。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把抗战坚持到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一切阴谋，决定在苏北盐城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苏北财政经济部加速江淮银行开业工作，首先从部里抽调了陶涛，宋子嘉等作为银行的骨干，参加筹备工作，然后，进一步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请他们物色一批熟悉银行业务的人，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上海方面很快就将这件事情办成，先后到达军部的有杨森培和徐里程等，他们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银行建设，对于我们新建银行和开展业务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3月19日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成立，上级决定“将东台、兴化及其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划定为苏中区”“拟以盐阜区为第一分区，指挥机关暂缓成立”。“苏中区划定为二、三、四共三个分区。”（苏中辖区经多次调整，本文中苏北根据地，主要指阜宁以南的苏中地区，一度含苏中、盐阜行政区，在1942年以前部分涉及“苏北”时，有时泛指长江以北地区，1942年以后苏北根据地一般指淮海、盐阜地区。）
 在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支持下，1941年4月1日下午江淮银行在苏北盐城正式开业(见《赖传珠日记》)。内部分设营业、会计、秘书三个科。中原局委员曾山(兼中原局组织部长分工负责政府工作)，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亲临大会。盐城各界救国会送来了许多锦旗、绸幛，还燃放了鞭炮，以示祝贺，行长朱毅在大会上讲了话，阐述了敌后根据地建立我们自己银行的重大意义，并说：“江淮银行将要发行不同面值的钞票，在市场上和法币同时流通，还要开办各种银行业务，希望各界人士给以合作和支持。”此事鼓舞了整个苏北人民，也震动了敌伪。
江淮银行开业后，曾和盐城县举办借贷所，1941年6月拨款3万，调剂阜宁农村金融，为了加强苏中区对敌斗争，发展根据地人民经济， 1941年6月 15日在泰东县?茶镇(泰东县即今海安县东部，东台南部，如东北部部分地区，现?茶属如东县)建立的江淮银行苏中分行正式开幕，行长由苏北行政委员会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兼任，日常工作由范醒之主持。随即在泰东县县政府所在地李堡镇(现属海安县)设立办事处，在四分区掘港(现掘港属如东县)设立掘港支行。
当时江淮银行营业项目为汇兑、存款、放款、信托等。由于日伪军对苏北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任务无法达到，成立仅三个月的江淮银行同苏北财经部税警、抗大五分校一起，撤离盐城。途中江淮银行冲散损失一部分。
1941年夏，日伪军对苏北进行大“扫荡”，使苏北抗日根据地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反扫荡经验告诉人们，敌后根据地必须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立足于长期坚持艰苦斗争，一切服从抗日需要，不宜摆大摊子，因此，从1941年9月开始，苏北根据地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1941年9月，成立了盐阜区行政公署，盐阜区作为一个直属的战略区。从此，江淮银行分支机构主要设在苏中地区，江淮银行苏中分行从1942年起分别进行了机构调整，下设江淮银行苏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支行，各县和部分大的集镇设立了江淮银行办事处。
由于日伪的疯狂扫荡频繁，根据地环境险恶，使印钞厂一直不能正常开工，直到1942年5月才得以生产印钞，1942年11月1日苏中行署发出布告，正式发行江淮币。其中有一种江淮银行一元券“抗币”，正面锯木、插秧图案，背面有刘少奇在海安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决定建立江淮银行时的英文签名胡服。
江淮银行币它是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江淮银行币的发行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历史充分证明江淮银行的建立，对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人民抗日武装，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维护人民利益，稳定根据地市场，保证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供需经费，对开展和坚持敌后抗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每当我们见到由刘少奇签名发行的江淮银行币时，就想起刘少奇在海安建立江淮银行这段历史，又怎能不怀念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创建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