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与大汉奸一肩挑的王揖唐。

天柱山

　　1941、1942两年，对华北人民来说，是最恐怖、最痛苦、最难熬的时期，人们常常把这段时间形容为“黎明前的黑暗”。对王揖唐来说，却是他一生中最风光得意的两年。
　　这两年，日寇在华北连续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长期的毁灭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无人区”和大量惨案，疯狂掠夺物资和劳动力。两年间，一次使用兵力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一次屠杀千人以上的大惨案有11起。1941年1月，日军“扫荡”丰润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集体枪杀130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中，残杀和抓走群众5万余人，整个冀中地区是一片“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凄惨景象。华北政务委员会规定“自1942年12月2日至8日，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指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就在这期间发生了滦南潘家戴庄大惨案，1110名同胞被屠杀（其中有孕妇60人，婴幼儿30多人）。这两年日寇在华北地区强征民夫4500万人次，抓捕青壮年运往日本和伪满做苦工的达289万人（大多有去无回）。在日伪占领的城市，警车的呼啸声和深夜抓人急促的打门声，令人不寒而栗。华北人民遭受日伪政权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以这一时期最为惨酷。
　　这两年，王揖唐爬上了傀儡政府的权力顶峰，当了两年多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新民会会长，集“党”（新民会有自己的纲领，具有准政党性质）政大权于一身，实现了他治国平天下的美梦。这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正是以这个傀儡政府的名义在其最高行政长官王揖唐主持下推行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为谋华北治安之确立，特定于本月（注：1941年3月）30日起……在华北各地举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政委会王揖唐委员长以下各总署督办及各省市长官，分别讲演治安强化运动之意义，阐述甚详……”，“王委员长也已派定齐燮元督办于日内出发华北各地视察并指示一切，以期收硕大之成果”（《新民报》1941年3月23日第1版）。在整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10日），王多次发表“治运”广播讲演并亲赴各省视察，大力推行保甲连坐法，训诫伪军“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华北伪政权投入10余万伪军协同日军与我抗日军民作战，其烧杀抢掠的凶残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日军。在华北众汉奸中，对日寇极其驯服忠顺且为害最大者，当属王揖唐，华北人民无不恨之入骨。
　　这王揖唐究竟何许人？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此人是清末进士，满腹经学，著有《今传是楼诗话》并因补辑《童蒙养正诗选》而留名于《国学宝典》，又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了点法律，被当时一些人誉为 “学贯中西”的“双料进士”。若不是因汉奸罪身中七弹而陨命，活到今天评个国学大师，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和几乎所有的儒生一样，功名利禄是王揖唐唯一的人生追求。要是生逢大清盛世，说不定是忠臣（忠顺的奴才）一个。可他偏偏活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纷乱时代，不得不四处投靠、拍马溜须、巴结权贵。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王因劝进有功被封为一等男爵。袁垮台后，王以同乡关系投靠段祺瑞，充当要员，为段氏巩固在北洋政府中的地位奔波劳碌。北洋政府寿终正寝，王又投靠蒋介石政府，先后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干了不少卖国勾当。儒生一天失去主子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因为功名利禄只能靠主子赐予。蒋介石跑了，日本人来了，王又立即投入日本人的怀抱。经过两年多跟汉奸同僚勾心斗角和在日本主子面前效忠卖乖，于1940年6月坐上了“委员长”的交椅。儒生一旦得志，马上忘形失态。时逢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当面拍人家马屁说“真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同年10月，王应邀访日参拜靖国神社并叩谒天皇，更是受宠若惊，归国后立即跑到电台广播东游观感，还挥笔写下“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的抒怀诗，真是要多肉麻有多肉麻。日本人在华北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尽是些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儒家道统的忠实捍卫者，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倡导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极端惧怕和仇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共最坚决，而王揖唐则是其中被日本人认定的“甚为保守的人物”。
　　1941 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把原来的“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是一个战略转变。新的方针是要大力“培育和加强防共亲日新政权”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要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占领，即所谓的“总力战”，目标是把华北变成其巩固的后方基地。时势造“英雄”，儒生们有了用武之地。用什么东西从思想上、灵魂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从而“强化”日伪占领区的“治安”？儒生们最清楚。王揖唐在其广播讲话中一语抓住要害，他说：“复兴东方文化，树立伦常，维持纲纪，使社会基础巩固，共党自然无所施其技”。大儒发号令，小儒群起响应，纷纷挥笔著文，一时间在伪政权和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上，《宗法与治安》、《新民与发扬八德》之类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为刊登这些文章，《新民报》还辟出专版设置了《国学周刊》。在伪政权和新民会的“训令”下，孔诞祭祀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礼仪越来越隆重。“学宗孔孟行王道，人作新民在中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歌声到处飞扬，尊孔复古的标语随处可见。除了把读经纳入学校各年级教学内容外，“凡北京市国立省立市立私立中等学校，均须参加‘治强’论文比赛。各校学生得于下列各题中选作一题”，所列题目是《尊孔论》、《王道论》、《何为新民精神》、《论孝》、《读经心得》等等（见《北京市各公立私立中等学校论文比赛办法》）。北京如此，各省亦然，且有发展和创造。例如《河南省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指出：“欲使思想肃正，必须由教育、宣传、文化事业个方面入手……。学校课程应增加防共课本，此项应以下列各点逐项阐明之：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廉耻主义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于共产制度……要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根据以上各点，编成通俗讲演小册、画报，由各机关团体轮流组织防共讲演班，深入各村镇痛切劝谕”。《山西省第五次治强运动各道工作汇总报告》列举各道（相当于专署）在“治强”运动中对“固有道德之提倡”。“雁门道：该道为举行中国固有美德运动，派员分赴各县区村，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敬老扶幼、护乡爱家等固有美德，并调查孝子节妇事实，分别褒扬，以示提倡。冀宁道：该道督导各县对于孝悌节义，敬礼耆老……等积极提倡。祁县印刷通俗道德故事，交城成立道德会，表彰孝子节妇，并搜集嘉言懿行，编制教材，列为学校课程之一。 河东道：该道各县调查年高德劭者，加以表彰，并举行敬老会，由各县知事，亲书匾额，分别表扬，编成八德宣传方案，由学生编列成队，分赴各村扩大宣传，而于宣扬尊孔，尤为热心。上党道：该道召开民众大会，对于敬老扶幼等意义，切实倡导，并表彰孝子节妇，以资鼓励。”对于治安强化运动中弥漫华北日伪占领区的尊孔复古毒雾妖风，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儒生做官，不贪财好色的极少。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能数得出几个品德高尚的清官？王揖唐爱财如命，混迹官场多年，在世时已家财万贯，房产遍及北京、上海，古玩、书画、名瓷、珍珠、翡翠、皮货以及在合肥老家的田地更是不计其数。日本投降后，王揖唐惶惶不可终日，精神有些失常，入医院就医。住院期间，晨晚念佛，念佛完毕，总要坐在床旁小桌前把房地契一份一份地摆到桌子上，极为仔细地查看一番。入睡后常在梦呓中呼喊：“XX处的房产，你们不能没收；XX处的地产，是我的祖产……” 。至于嫖妓纳妾，属于封建社会为官者的常规，王揖唐当然不会例外，这里无需详述。
　　王揖唐这个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大汉奸在日本投降后本该立即受到惩处，却整整拖了三年。1948年9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政权不得不判处其死刑，终于在 “求蒋主席开恩啊”的歇斯底里的呼喊中身中七弹而毙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