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乐在相知心——王昭君。

潇洒一生

　　王昭君，本名嫱，字昭君，西晋时为避司马昭讳，又得名明君、明妃。西汉元帝时宫女，约出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卒年不详，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县）人。她以出塞和亲而在中华民族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人把她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1、秭归故里：昭君屈原是老乡
　　有关王昭君的生平事迹，散见于《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书篇目。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她的籍贯属于南郡秭归县。三国时，吴国将秭归北部划出，另立兴山县，昭君的家乡恰好就在兴山县境内。三国后，该县建制虽历经变故，但至今仍存。所以现在说到王昭君，多说她是湖北兴山县人。
　　据该县县志载，兴山以“环邑皆山也，县治兴起于群山之中”而得名。它位于湖北西部，长江西陵峡北岸，东邻宜昌，西连巴东，北枕神农架，南接秭归、而今，三峡截流筑坝，兴山县正好处于大坝的上游。
　　说到兴山县的地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把这里的万千气象刻画得形肖毕至，王昭君出生的村庄就在这群山万壑之中。如果杜老夫子没有走错的话，那么当年他访古探幽的地方，就是今天兴山县高阳镇的宝坪村。前些年，宝坪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昭君村。昭君村里，一座占地达十亩的“昭君宅”可把人带入中古氛围。宅内有“昭君书院”、“昭君纪念馆”，宅前有“望月楼”、“妙龄柏”、“楠木井”等景致。
　　最富创意的莫过于纪念馆旁的一座汉白玉昭君雕像，这座雕像一改以往昭君怀抱琵琶、一脸幽怨的俗套，而把她处理成卓然独立、手持竹简、凝神远思的形象，在南方秀女淳朴聪慧、落落大方的气质中，渗透出胡汉和亲的内在意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昭君的形貌与性格，跟她“群山万壑”的家乡、跟家乡巴、楚文化交界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兴山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少年昭君身感其秀，心悟其灵，自然就养成了天生丽质。据地方志和历史地理书记载，“兴山，旧为楚始封地”，也就是说，这里是楚文化的最早发祥地；而来自西部的巴蜀文化恰好在这一带与荆楚文化相遇，两种文化中强调个性、敢做敢为的特点，不能不注入到昭君的性情和血液中。
　　滋养这种性情最直接的一个来源，就是诞生于楚国时秭归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屈原的出生地在今天秭归县的乐平里，乐平里距离昭君所在的宝坪村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南宋范成大有诗：“绝代昭君村，擎世屈原宅。”在今天秭归县城的城门旁，并排竖立着两块石碑，分别上书“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他们俩实在算得上是真正的秭归老乡。
　　在《离骚》当中，屈原自叙世系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说他是高阳的后代子孙。高阳就是远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帝，传说颛顼帝是楚国的老祖宗。今天宝坪村、或者说昭君村所在的乡镇，就是以“高阳”来命名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古老的楚文化把昭君与屈原的心理距离拉得很近，一向以香花香草自喻和有着独立人格的屈原，应该说会更直接地塑造早年昭君的性格。
　　拉近他们距离的还有一条名叫香溪的河。香溪从神农架的群峰中流来，环绕宝坪村而下，向南流到乐平里，然后再逶迤着向西南方向汇入长江。即使在今天，香溪的水依然碧绿如翠，在入河口，人们能清晰地看见，一条清流是如何汇入到长江的滚滚浊流中的。据考证，香溪的水之所以这样翠绿，是神农架山地石灰岩质地造成的。一条香溪河，哺育了屈原和昭君；而在历史的河流里，昭君则仰承着屈原的伟大人格。
　　正史似乎不太愿为王昭君这样一个人物立传，而在汉元帝或匈奴的传记里，涉及到昭君的文字又是惜墨如金，因此，昭君的生卒年已很难考证，只能大致推测她约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时为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晚期。史书称她为“良家子”，意谓是一个清白人家的子女。昭君大概在两三岁时，汉宣帝死，汉元帝即位；在十五六岁时，亦即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作为南郡的代表，王昭君被选中。就在这一年，她辞别故乡，先北上，再西入帝都长安，在汉元帝的后宫里充为宫女。
　　作为皇帝，后宫佳丽数不胜数，他很难忙得过来；而作为宫女，为得到皇帝召幸，常常望眼欲穿，不少红颜就这样凄然老死在宫中。宫女只有被皇帝召幸了，才有可能升为嫔妃，进而一级级攀升，乃至攀升到皇后。昭君虽才貌过人，但呆在宫中好几年，连皇帝的影儿也没见着，更别说召幸了。她的这段非人生活，被《后汉书》记录下来，该书写道：“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
　　汉朝皇帝召幸新人，往往先看画像。正因为有此一举，后世文人才附会出毛延寿索贿不成，把昭君画成丑女、以致不得见召的故事来，其实，这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事情。
　　但后人还是得好好感谢汉元帝的未曾“召幸”，否则，后宫里顶多增加一个普通的嫔妃，而历史却少了一个光艳照人的王昭君。所以，当昭君在二十岁左右以绝代姿容盛装登场时，历史霎时被点亮。
　　2、历史呼唤昭君，昭君选择历史
　　自公元前三世纪兴起以来，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匈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纷争。在汉匈关系史上，前期是匈强汉弱，到汉武帝之后，则变成汉强匈弱。而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期，匈奴开始内附于汉朝。这是此前的民族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匈奴单于诚心诚意向汉朝请求和亲而达到高潮。因此，是历史契机呼唤一个王昭君式的人物的出现。
　　王昭君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和亲使者，但她却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远嫁单于、出塞和亲的人。设若没有王昭君的主动，而是一个半推半就的女子出塞，那么这个女子在历史上的位置、这次和亲的效果将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历史呼唤昭君，昭君也把握住了命运，选择了历史。
　　那么，匈奴是如何由强转弱、进而臣服于汉朝的呢？
　　秦始皇曾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拒之。但他阻挡不了一个庞大的匈奴政权的诞生，这是一个以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为中心、东起辽河、西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的奴隶制政权，当时它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汉初，汉高祖刘邦迫于匈奴骚扰，曾亲率大军出击，结果被围七天，差点死在那里。认识到匈强汉弱的现实，汉高祖决定用和亲的办法来解决北方边患。他准备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匈奴，由于吕后死活不肯，才找了一个宗室女儿冒名公主嫁给单于。自此，历朝汉皇都执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换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换得了一个国力的恢复期，但它毕竟带有被迫的、甚至是赎买的意味在里面，不能改变隐忍挨打的根本事实。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政策发生了转变。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匈奴大举用兵，他采取强力反击、长驱直入、穷追不舍的方针，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实施毁灭性打击，终于重创匈奴。自此，匈强汉弱向汉强匈弱方向转变。
　　但匈奴毕竟没有被征服，汉匈纷争依然存在。把匈奴带上生死存亡关头的，不是外力，而是这个民族的一次内乱。汉宣帝在位时期，享有法定继承地位的稽侯狦（shan）被立为呼韩耶单于。由于权力斗争的激化，不久，在匈奴的辖区内，出现了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经过残酷拼杀，呼韩耶消灭了其他几个单于，占领单于庭。但没多久，呼韩耶的哥哥又自立为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打败呼韩耶单于，进驻单于庭。
　　匈奴的内讧，招致周边属国的叛离攻伐，再加上罕见雪灾的摧残，终于把这个民族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呼韩耶单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英明的想法，那就是，向汉朝表示臣服。他知道，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的地步，他必须力排众议，南下叩塞。
　　公元前51年，就在王昭君降生一到两岁的时候，呼韩耶单于，这位昭君未来的丈夫叩塞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表示愿意参加这年正月对汉天子的朝贺活动。汉宣帝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欢迎匈奴成为汉朝的藩属。自此，汉匈长达150多年的敌对关系告一段落。在汉军的帮助下，呼韩耶重新夺回了单于庭。
　　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匈边境已经平安无事，十多年后的汉元帝时期，汉朝军队消灭了呼韩耶的劲敌郅支单于。如果说早年的臣服还多少带有一点游移的话，那么郅支单于的消灭，使呼韩耶认识到，只有彻底依附汉朝，才能确保匈奴的安全。就这样，一次全新的和亲行动开始了。公元前33年，呼韩耶单于再度入朝，他向汉元帝“自言愿娶汉氏以自亲”，真诚而又迫切地请求娶一位汉家女，以确保汉匈长久的和平安宁。
　　作为汉朝一方，汉元帝应该能够认识到，匈奴的彻底归附将开创不同凡响的新局，他当然从心底里欢迎这种和亲，这是一种双方在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和亲。汉元帝决定从他的后宫里选取一位宫女来担当这一使命。
　　这一使命之所以能落到王昭君的身上，是跟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的举动分不开的。当时，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不主动，并不一定会轮得上她。那么，王昭君为什么要主动请行呢？
　　综合史料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强烈渴望摆脱后宫生活，所谓“积悲怨”，不仅仅是对不能得到诏幸的悲怨，更多的乃是对牢笼般生活的悲怨，因此，当一旦有机会，她自小就有的向往自由的个性被充分激发出来；第二，她已做好面对朔北苦寒的思想准备，她本是一位农家女，大山锻炼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相对于宫中连做女人的正常权利都被剥夺的现实，“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第三，她领会了此次和亲的使命，并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此一使命，对于这一点，从她出塞后一系列的行动中可以得到印证。
　　就这样，在临辞大会上，在汉元帝和呼韩耶的目光注视下，王昭君登场了。对于这一历史时刻，《后汉书》里这样写道：“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同影）裴回（同徘徊），竦动左右。”
　　昭君为何要如此打扮？如此表现？第一，马上可以开始一种新生活了，这是喜悦心情的自然流溢；第二，毕竟有五女竞争，不如此，何以胜出？第三，居然要在这种场合见到那个从未谋面的元帝，他一定自认为阅尽人间美女，今天，正好可以给他再开一次眼界！
　　果然，见到昭君的美目流盼，元帝失态了。《后汉书》是这样写的：“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这是一位敢于把握、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奇女子的惊鸿一现。公元前33年，这位绝代佳人踏上了出塞远嫁的路，为此，汉元帝将这一年改元“竟宁”，意谓边境从此永得安宁。呼韩耶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yanzhi）”，宁，与元帝年号取同一意思；宁胡，意谓是昭君给匈奴这个民族带来安宁；阏氏，是匈奴对单于妻子的尊称，意谓昭君此去，将享十分尊崇。
　　3、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昭君出塞，得从长安远抵单于庭。对于出塞路线，史料记载不明，今人根据呼韩耶单于入塞的路线，精心绘制出一份“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从图上看，昭君从长安出发，首先到达五原，即当年呼韩耶叩塞之处。这条线路基本上是秦朝时就已经开凿好了的直道。然后朝西走，一直越过长城，这样，就进入匈奴管辖的地盘。从长城至单于庭，还有着更为艰险的路途，其间受阻于沙漠、戈壁，必须几经绕道，昭君方可最终抵达丈夫的家。南北朝诗人庾信用“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来描绘出塞之苦，而元朝人张翥则用“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来形容远嫁之盛。究系如何，作为后人，就看各人的理解了。
　　作为一个出自南国的大家闺秀来到朔北，昭君必须得克服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不适，才能融入匈奴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她不得不先后嫁给两代单于。
　　从年龄上推算，呼韩耶至少比昭君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共同生了一个男孩，叫伊屠智牙师。不久，呼韩耶去世，他的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的婚俗，昭君被要求再嫁给新任单于。面对这种阵势，受过礼教熏染的她犯难了，她给汉朝皇帝上书，要求返回故土。当时已是汉成帝在朝，“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以今天的眼光看，昭君的再嫁是符合个性自由的，更是符合人性的。但在彼时彼地，转过思想上的这道弯，她得付出何等的勇气！她知道，自己的婚姻是跟常人不同的，除了生儿育女，在这婚姻之上，还得托起两个民族的和平与安宁。
　　昭君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夫妻生活持续的时间较长，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事实证明，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昭君从未忘记自身的使命，为了汉匈和平，在昭君之后，她的女儿、女婿、外孙，乃至她在秭归老家的两个侄儿，都一直奔忙在两地之间。虽然史书未予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假如没有昭君的言传身教和谆谆告诫，她的后代未必会有这样的自觉和自愿。
　　昭君出塞，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第一，在中华民族的关系史上，它开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协商、互存共荣的先例，从而成为以和亲的形式达到“交和结好”目的的典范。第二，它开启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中央王朝领导的先河，这对于后续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乃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不可小视的先导作用。第三，它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汉匈之间业已存在的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化干戈为玉帛。
　　那时，北方边境出现了“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喜人景象，造成了“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民休息六十余年”的安乐局面。清光绪年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鸳鸯砖，以及1954年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载有同样内容的瓦当，都充分证明了昭君和亲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但王昭君用一己之身换来的和平，在她去世之后被另一个王姓人所打破，这个人就是王莽。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连出昏招。他限制匈奴与周边小国的交往，责令匈奴人改多音节名为单音名，并把“匈奴”改为“恭奴”、把“匈奴单于”改为带有侮辱性质的“降奴服于”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严重干涉了享有高度自治的政权的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他还陈兵几十万，毫无由头地要策划攻打匈奴；他把匈奴划分成十五个部分，意欲实行瓦解削弱。
　　王莽的行为当然地激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北方再度陷入混乱纷争之中。由于昭君女儿和女婿的强力斡旋，才没有招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以往那种“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盛况，即使历经东汉初年的几经修复，还是变得从此不再。
　　4、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南郊十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有一座昭君墓，昭君墓高达33米，占地1.3公顷，其形制已经接近中原地区汉代帝王的陵墓。昭君墓还有一个名字叫“青冢”。据《太平寰宇记》载：“其上草色长青，故曰青冢。”《大同府志》则说：“塞草皆白，惟此冢草青，故名。”地理志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之所以呼昭君墓为 “青冢”，其中更多的应该是凝聚着当地人们对昭君的敬慕和颂扬之情。
　　除了呼市南郊的昭君墓，在内蒙其他许多地方都有昭君墓，据统计，这样的昭君墓多达十多座。这说明，各地百姓都爱戴昭君，都希望和她亲近，并得到她的护佑。从前，百姓们逢年过节总要到昭君墓前焚香祭奠，而今，这种祭奠升格为呼市一年一度的昭君文化节，这个节日已成为呼和浩特市的标志性文化。
　　昭君墓被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誉为“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而对昭君和昭君出塞的评价，历来成为后世文人和史家们绕不开的话题，有关昭君的诗歌、戏剧、音乐和绘画作品，可谓数不胜数，单从诗歌作品来看，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怜其远嫁”到“赞其所行”的过程。
　　最早的诗歌是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的《萃之临》和《萃之益》，前者谓： “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后者谓：“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焦延寿比昭君还要年长，他把昭君出塞看成是为国家筑起了一座长城，并把“交和结好”肯定为和亲的主旨。即使在今天，这种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但自魏晋至唐，文人们的整体基调是“怜其远嫁”，始作俑者是晋代“石崇斗富”中的那个石崇。在《王明君辞》中，石崇把昭君出塞的悲怨推上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认为出汉宫、奔塞外是“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口气中，十分蔑视匈奴这样的边境民族。
　　“怜其远嫁”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人落笔，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偏激，而是赋予了“昭君怨”以无限优美的意境。李白谓“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都是相当值　　但自中唐至宋，一直到元、明、清，对出塞持颂扬态度的诗词多起来。唐人张忡素诗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盛赞和亲带来的和平景象。明朝人赵介在《题昭君图》中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旁人莫讶腰肢瘦，犹胜嫖姚千万兵。”这里的“嫖姚”代指霍去病，意思是，旁人不要惊讶昭君削肩细腰，她比霍去病的千军万马还要更胜一筹。
　　在所有“赞其所行”的作品中，就思想境界来说，应首推王安石的《明妃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北宋时期的悲情改革家，堪称王昭君的千古知音。在《明妃曲》里，王安石以几乎潜入王昭君内心世界的写作状态，描摹出美人在汉宫中的感受：“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然后，他并不从民族大义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从人生哲学的高度，发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惊世骇俗之论，在他看来，皇帝的诏幸实在是不值一提的所谓“恩宠”，而胡人的真诚相待使昭君获得了平等的人格，这才是千金难求的。人生的最大快乐莫过于“知心”，昭君主动请行，不就是为了奔着寻找“知心”而去的吗？在无视个人感受的时代，独独只有这个北宋时的王姓本家抓住了王昭君的真心。

潇洒一生